华封人底话意是多男子能各依其能力任事，则天下都是有职业底人，愚智相欺、贵贱相夺底事自然没有，也就不用惧怕了。多富若能分之于天下，使天下底财货均等，没有田土连呼底富人，没有立足无地底贫者，天下也就没事了。多寿只要适意安心，不使性命受扰，无忧无虑，到厌世底时候便乘白云成仙到帝乡去逛游。这里已经变了“物化”底意义而成为成仙底理想。至于礼义法度，不能一定取则于尧舜，应当应时而变，在《天运》里说，用周公底衣服去穿在猴子身上，它必都给撕碎了。
古今底不同就如猴与周公底分别。作者评儒家所说底先王底法度，像取先王已陈底刍狗。刍狗本陈底时候，用筐衍盛着，用文绣技在上头，尸祝斋戒去迎接它；到已陈过，走路底人脐它首脊，检柴草底把它检去烧掉。如人把已陈底刍狗再盛在筐里，再用文绣给它被上，他底眼岂不眯了吗？
朱
承传杨朱派底庄子学现存《庄子》里底《让王》、《盗路》、《说剑人《渔父》四篇为全书最后的部分。《让王》全篇合十五短篇故事而成，主旨在阐明名利禄位底不足重，唯生为尊。其中列于辞郑子杨底粟见于《列子·说符》，子贡乘大马见原宪，尧以天下让许由、善卷，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底放事都见于《列子·杨朱》。尊生便是杨朱底全性保真说，可见作者是倾向杨朱思想底。《让王》说：“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患得患失底人终要伤身累形，甚至危身弃生。名利不过是极轻微的事物，生是何等重要？用宝贵的生与身去殉轻微的物，如“以随峰之珠弹千切之雀”所失底还要重大，所以圣人不取。《盗哪分三章：第一述孔子见盗路底故事；第二记于张与满苟得底问答；第三记无足与知和底问答。孔子见盗路全脱胎于例子·杨朱篇》中于产劝诫他底兄弟底放事。作者极力排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底主张，说尧、舜、禹、汤、文、武，都是“以利感其真，而强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在人事上所谓圣王、贤士、忠臣，都是为利惑真，罹名轻死底人。依人情说，应当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以保全寿命。生命很短，且多愁苦，若不及时享乐，便枉为人了。所以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疾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级鹦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这全是杨朱底思想。《盗路》第二、第三两端排斥儒家底重名，以为君子殉名正与小人殉利一样，都是变性易情底事。为名利者皆拘于是非善恶，而是非善恶固无一定标准，只在各执所见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于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故书日：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所以事情不必间曲直，小人君子，都无是处，若能运不滞的圆机，得自然的天极，得其环中以应四方，便能得着长生安体乐意底道。“故日：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扫而天极，面现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这也是从杨朱底思想演绎出来底。
《渔父》借渔父底话来排斥孔子饰礼乐、行仁义、选人伦以化齐民底见解。作者以为人有八疵四患，虽有礼乐、仁义、人伦，也不能改变过来，不如自己修身守真为妙。八疵者：“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总；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泪；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谈；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夜；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狠；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儒者不明人有这些劣点，一心去“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现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直如畏影恶迹底人，举足疾走，走愈远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若处明则影自休，处静则迹自息了。处阴处静，便用不着仁义礼乐，因为这些都是世俗所为，随时可以变易底。圣人守真，故无牵强反性底行为，一切皆出于自然，毫无虚伪。所以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无资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
《让王》《盗跃》《渔父》底内容多是承传扬朱全性保真底见解，或者是杨朱底后学所作。《说剑》说三种剑，不像庄子或杨子底口气，却有阴谋家底意味，恐怕与《庄子》原本没甚关系。大概因为篇中底主人是庄子，所以把它编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