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民法的编制与内容
（一）编制
日本的新民法明治民法在编制上改依德国民法典，分为５编。第1编《总则》，分为人、法人、物、法律行为、期间、时效６章。第２编《物权》，分为总则、占有权、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留置权、先取特权、质权、抵押权１０章。第３编《债权》，分为总则（债权的标的、债权的效力、多数当事人的债权、债权的让与、债权的消灭）、契约（又分为总则与赠与、买实等１４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４章。第４编《亲属》，分为总则、户主及家属、婚姻、父母子女、亲权、监护、亲属会议、扶养的义务８章。第５编《继承》，分为家督继承、遗产继承、继承的承认及抛弃、财产的分离、继承人的旷缺、遗嘱、特留分７章。
总则编是以德国民法典为兰本的。物权编和债权编的顺序没有依照德国民法典（巴伐利亚民法草案的顺序），而依撒克逊民法，物权在债权之前。“占有”被规定为“占有权”。永佃权是日本特有的。先取特权来自法国民法。
亲属编显然与旧民法的规定有所不同。把“户主及家属”放在开头，回到“以家统率个人”的封建原则。继承编里也是家督继承和遗产继承分开。编制上的这些地方已看得出“新民法”的“新”之所在。
（二）内容
日本民法（不再称“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说，其中的两大部分即财产法和身份法（亲属编和继承编）是矛盾的。财产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则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家族成员（包括家属、妻、子女）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这两部分互不相关，两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不同的原则上，互不影响。实际上，经济关系和身份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上的支配关系与经济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亲属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户主（家长），户主为进行其对全家族的支配（统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在日本旧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户主权，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强。户主权的内容主要有：（１）对家属的居所指定权（明治民法第７４９条）；（２）对家属入家去家的同意权（第７３５、３７、７３８、；４３条）；（３）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同意权（第７５０、７７６、８４８条）；（４）对不服从统治的家属进行制裁的离籍权与复籍拒绝权（第７４１、７４９Ⅲ、７５０条）；（５）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撤销权（第７８０条）等。明治民法中规定的户主权，较之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中的强大的户主权当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对家族进行统治，加上旧日习惯力量的影响，户主事实上具有较民法规定的更强大的统治力。户主的这种地位，又因家督继承中的全部财产独占继承而得到加强。
在这种家族制度之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从属于维持“家”这—最终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现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国民法典中原来也有许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例如要夫经夫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第215条），妻未经夫同意，不得为某些法律行为（第２１７条），但法律同时规定了补救办法（如审判员得许可妻进行诉讼，法院得经妻的请求许可其实施法律行为，第２１８、２１９条）。但日本民法硬性规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并列为无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终是新旧思潮的斗争焦点。这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民法中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宪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明治宪法的整体体制之下，家为国之本，家长（户主）制与天皇制是一脉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对家长的孝，也是否定对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
在财产法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日本民法物构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的不平等关系。永佃权（永久耕作权）称为“永”，而民法规定不得超过５０年（第２７８条），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德川时代还允许农民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权）。在永佃权里，有许多不利于农民或对农民极其苛酷的规定，如永佃权人只要继续两年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地主就可请求消灭永佃权（第２７６条），又如永佃权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减少收益受到损失，仍不得请求减免佃租（第２７４条），第２７５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３年全无收益，或在５年以上期内收益少于佃租时，可以抛弃其权利。这一条表面上是授与永佃权人一种“权利”（抛弃），实际上是将土地交给地主。第２７２条又规定，地主可以约定禁止永佃权人将永佃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出租。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的一些卫道士。原来，在个人主义的财产法之下，承认家属个人享有财产而且准许其积累财产，家属在经济上有了地位和实力就会发生“独立”思想，他们对户主的“恭顺意识”和孝心就减弱了，这当然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冲击。大正８年（１９１９年），日本政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着手对民法的亲属继承两编进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复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法制审议会于大正１４年（１９２５年）和昭和２年（１９２７年）先后提出对两编的“改正要纲”。日本政府设立民法改正调查委员会对民法进行修改。正在要进行修改时，日本战败，这个工作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样，真正不知这个“新民法”又会改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