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内中所言，不外是筑铁路、开矿务、裁冗员、设邮政、废科举、兴学堂等套话。惟就当时官场中人，个个都不通外情的，见了康有为等这本折子，差不多当他是天人了。惟朝家究竟不能见用，康有为好生抑郁，官瘾越加发作起来。猛然想起当时京中大员，都是讲《公羊》
学的，就没命看了几回《公羊春秋》，揣摩了几篇时墨，那次会试竟侥幸中了第五名进士，点得一名工部主事。因为不能点得翰林，仍是失意。惟当时有几位大官执政的，见康有为能说什么公羊婆羊。前者公车上书又能谈得新学，倒欢喜他，以为他不知有多大本领。
就中一位是状元及第出身，正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姓翁名同龢，号叔平，是江苏常熟人氏。又有一位是李端芬，号芯园，乃贵州人氏，方任礼部侍郎。那李侍郎是他门生梁启超的相亲，因梁启超中举，正是李端芬充广东大主考———取中梁启超的。他见启超少年中举，就把侄女嫁与启超为妻。康有为凭这条路夤缘起来。李侍郎亦欲得一条升官捷径，正好借变法之名，望清廷重用，因此乐得与康有为结交，故要替康、梁二人保荐。原来康有为有许多瘾癖的：第一是做圣人的瘾，像明末魏阉一般，要学孔子。第二是做教主的瘾，像欧洲前时的耶稣，今时的罗马教皇。第三就是做大官的瘾了。既自中了进士，得几个红顶白须赏识，那官瘾更自发兴，便与梁启超商议，看有何进身之计。想来想去，自然要先靠李端芬，就与梁启超天天在李端芬那里走动。李端芬既有意推荐，就介绍他多识几个京官，如学士张伯熙、徐致靖，也往来渐熟了。康有为这回觉渐已得势，但自忖御史有奏事之权，总要结交三五位御史都老爷，自是紧要的。偏又事有凑巧，有一位御史唤做杨深秀，与李端芬是有个师生情分的，所以康有为先结识了他。又由杨御史介绍，如尚书徐会澧、御史宋伯鲁，都成了知己。
这时京官之中，已有多人吹嘘康有为，故当时尚书衔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也有来往。那张荫桓号樵野，亦是广东南海人氏，与康有为只是邻乡，自然逐渐亲密。时荫桓屡使外国回来，知得外国文明政体，今见有个乡亲康有为好谈西法，如何不欢喜？况荫桓以吏员出身，自己见半生来不能巴结上一名举人进士，故平日见了同乡的读书人，是最欢喜接见的。且康有为能说西法，因此款接之间，动要讨论政治。那康有为本有点子聪明，虽于西国政治不大通晓，惟看过几部《泰西新史揽要》
的译本，加以口若悬河，自能对答得来，荫桓不及细查，即赞道：“足下如此通达时务，将来实不难发迹，不特我们广东里头将来多个大员，且朝廷若要变政，也得多一个帮手。”
康有为听了，暗忖自己方要做个先进，今张侍郎只说他得个帮手，已好生不悦，但正要靠荫桓的势力，自不敢冲撞荫桓。因张荫桓那时正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佩七个银印，正是红极的时候，有为如何不靠他呢？因此就信口答道：“此事全靠乡大人提拔，门生就感激了。”张荫桓道：“际会自有其时，现朝中同心的尚少，变政两字是目下不易办到的，足下尽安心听听机会也罢了。”康有为听到这里，因自己那种切望升官的念头已是禁压不住，今张侍郎还要听候机会，好不耐烦，便答道：“国势危极了，这会若不速行变政，还待得几时？只怕列强瓜分中国的大祸也不久出现了，门生位卑不合言高，求乡大人力对皇上奏请施行才是。”张侍郎道：“变法两字是小弟最欢喜的，但那些宗室人员和那一班旧学的大吏，大半是反对的，目下如何干得？弟非为怕事，只利害时机不可不审，足下总要想透才好。”
康有为道：“大人这还有见不到处，因朝中大员赞成的已不少了。”张侍郎听了，便问：“
赞成者究有何人？”康有为道：“太傅爵相李鸿章是最谈洋务的，他料然不反对。至现在军机大臣协办翁同龢，也令小弟呈上条呈。其余李端芬侍郎、徐会浓尚书、张百熙阁学、徐至靖学士、孙家鼐尚书，多半是赞成的。至于大学士徐相、尚书许应蹼、怀塔布，虽或反对，然他们是个畏事的人，纵不赞成，哪里敢来抗阻？故就小弟愚见看来，这机
会是断不可
失的。”荫桓听了，觉翁同龢是咸安宫总裁、上书房总师傅，是个言听计从的人，在军机里头颇有势力，若他赞成变法，料可干得来。原来张侍郎是最服翁同龢的，因此就中了康有为之计。
这时反觉康有为说得有理，想罢，不觉点头，随又说道：“怕那宗室满人于此事不大喜欢，因他们多是顽固到极的，此事终不宜造次。”康有为道：“
小弟总打算定了，若真个变起法来，或不幸有些变动，势不得不靠些兵力。现小弟已想得一人，正合用着他呢。”
张侍郎便问何人，康有为细细说道：“现袁世凯正充练兵大臣，统练新建陆军，部下有六千人马之多，不怕不能干事。”
张荫桓听到要用兵力，吓得一跳，便说道：“如此就大难了。尔好好地说变法，因何又说起要用兵来！这举动岂不是自相矛盾么？”
康有为听了，此时觉得自己说错了，即转口道：“小弟还没有说完。因我们中国若能变法，必能自强，是外国人最忌的，怕他要来干涉，还有袁公一支兵力尽可使得。”
张侍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