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肤受之愬，不行焉。”皆当深味。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着，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成王问史佚曰：“何德而民亲上？”史佚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领信而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名言也。以已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则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则以不当安者为安矣。前人为治，纯用德而以刑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设官之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虽众人之所暂快，亦贤知之所深虑矣。人皆妄意于名位之显荣，而固有之善，则无一念之及，其不知类也甚矣。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大戒也。为善勿怠，去恶勿疑。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事上处众之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已之法也。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处事识为先，断次之。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犯而不较最省事。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名节大事，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