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世上凡是官宦家庭，往往最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开始时骄奢淫佚，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两代都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庭，能保持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悌友爱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现在依赖祖宗积德，少年时就得志，唯恐我一人就把福气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子女，希望成为耕田读书、孝悌友爱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官位，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是我家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层道理，我将异常钦佩。澄弟常常因为我升官，便说我是孝子贤孙，却不知道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位列臣子之首，显赫一时，难道可以说他们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偶得高位，但时刻关注的问题却是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儿女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详解
孝为百行之首，所以曾国藩的家训中，绝对不会少了这一条，他称孝为“家庭之祥瑞”，这确实是不错的，在一个子女不孝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和睦吉祥的。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春秋时，陈留有位少年叫孙元觉，从小孝顺父母，聪睿机智，尊敬长辈。可是他父亲却极不孝顺，恨不得孙元觉的爷爷早点过世。
一天，父亲忽然把病弱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扔进深山。元觉跪着请求，父亲不理，推车进山。他将老人扔在地上，转身要走，元觉却拾起筐说：“我要带回家，到你老了，也要用它送你到这里。”
父亲大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元觉说：“父亲怎样教育儿子，儿子就怎样做。”父亲悔悟了，忙把老人接回家，从此十分孝敬他。
汉文帝时，齐国太仓令（管理粮食仓库的职官）淳于意清政廉明，为人称道。他生有5女，常以无儿为憾。文帝十三年，淳于意因有失职守被处重刑。淳于意在被押解长安前抱怨：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遇到大事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对其父遭遇不满。于是随父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了一书：“我的父亲淳于意作为齐地太仓令，齐地人民都说他办事公允、廉洁。现在因为犯事而被处重刑，我以为人死不能复生，重刑之下即使侥幸活下来也不能再过平常生活，虽然想要改过自新但也没路可走。所以我愿意为父赎罪，身入官府，作为奴婢，使得父亲能有悔过自新的机会。”书达文帝，文帝为其精神所感动，下诏免去刑罚，并下令免去全国肉体之刑。
晋代的李密幼年丧父，母亲何氏改嫁，是祖母刘氏将他抚养成人的。李密对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时，他都昼夜守护，亲尝汤药，并利用照顾祖母的空闲时间，刻苦读书。
李密曾在蜀汉做过小官，蜀亡后，因其才能出众被晋武帝任命为太子洗马。他上书晋武帝说：“我自幼是孤儿，是祖母刘氏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她年老多病，经常卧床不起，离不开我的照顾。可您却叫我做官，我实在是左右为难。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对老人十分优待，现在我的祖母已经96岁了，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如果我去做官就无人为她送终。我今年才44岁，报效国家的时间还长，但孝敬祖母的时间却不多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看了他的上书后，很受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李密一直等到为祖母送终以后，才外出作官。
作为朝廷官员，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局面，针对这一情况，该如何处置呢？曾国藩是主张孝大于忠的，如他坚决反对墨从戎，即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如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乡办团练，镇压瑶民起义。接着，历任浙江省秀水、丽水知县。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言事，其中有一条提及江忠源善带兵，疏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经出发了”。此时江忠源正在家守制，得谕旨，即与其弟江忠浚募乡勇五百人，奔赴在广西的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友人严正基说：“岷樵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他以“爱人以德”的姿态，动员友人来劝阻江忠源。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他还为江忠源出主意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从戎，去了也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