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时在游牧人中间也会出现少数熟知定居民族国家的弱点和内幕的人，他们对中国朝廷内拜占廷式的阴谋非常熟悉。他们会联合中国内部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中国的一个受排挤的觊觎王位者或一个割据的王国反对邻近王国。然后他们的部落会宣布与帝国联盟，并打着扞卫帝国的旗号，在边疆建立政权。他们的子孙经过一世二世，对中国文化已相当熟悉，于是便会更进一步地毫不惭愧地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而13世纪忽必烈的鸿图大志与4世纪时刘聪和5世纪时拓跋氏的没有什么两样。再经过二世或三世，这些汉化了的胡人就从文明中学会了懦弱和放荡的习性，却丧失了野蛮和粗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蔑视，并且他们的土地也成为那些还在游牧生活中忍受着饥饿的胡人们垂涎的目标。于是，侵略行为又重新开始了。5世纪出现的拓跋突厥人毁灭并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与鲜卑人。而在北京，汉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从10世纪起便成了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出现的女真人，最初几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几个月之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大城市。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汉化和过上平和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历史的惯例于一百年之后摧毁了。
凡是在东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在欧洲，作为亚洲草原延伸的俄罗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可萨人、佩彻涅格人、库蛮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现。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伊斯兰教化与伊朗化的问题，这简直与中国出现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们的大规模汉化毫无二致。在这里，汗王变成了一个苏丹或一个国王，就像在其他地方变成一个天子那样容易，但很快就会让位于来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他们互相消灭，互相继承，其中包括哥疾宁王朝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穆斯林大陆的最远端，在小亚细亚征服了濒死的塞尔柱人，再从那里直趋拜占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蓝图。比约南德斯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辉煌，亚洲大陆被看作是民族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的日耳曼国在“移民”的骚乱中，注定要为古老的文明帝国孕育苏丹和天子。草原上游牧部落曾经定期地把它们的汗王安置于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斯、科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法则。不过还有一种相反的法则，即游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国家同化的法则。这种现象包含着双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学因素，那些野蛮的骑士们组成了分散的贵族阶级，并且淹没于这种古老得无从考证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击败了的汉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战胜者征服、陶醉甚至灭绝。在征服了50年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往往是那些被汉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蛮人首先为扞卫文明而抗御其他野蛮民族的侵略。
因此在5世纪时，洛阳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称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护者，他们坚决抵制蒙古、鲜卑或柔然人新的进犯和称霸。12世纪时，桑扎尔－塞尔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他的“莱茵河防线”以抵御从咸海或伊犁来的所有乌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维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在亚洲全部重演了，就像与撒克逊和诺曼底日耳曼主义格格不入的罗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兰克人中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只能在5世纪的那些拓跋族人那里找到痕迹，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除了上文里提到的英雄桑扎尔之外，便没有了更为忠实的扞卫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诸王或天子的功业是由汉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科斯罗埃斯或哈里发能够登上圣－索菲教堂或罗马皇宫的宝座，而他们的那些不可预知的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竟然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个梦想。同样，汉朝与唐朝统治全亚洲的幻梦是由13～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与铁木耳·完泽笃实现的，他们甚至将北京变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最后还是相当于用武力为它服务而已。而事实上，就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皇帝那样，管理人民、统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和愿望的事。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都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而管理中国的；波斯则是为了完成萨珊与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圆顶宫殿的推进而管理伊朗的。
能够实行统治并建立帝国的民族为数不多，能和罗马人一比高低的也只有突厥－蒙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