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蒙古游牧部落互相排挤以争夺最好的牧场，有时只是为了畜群的需要他们会不断地迁徙，这种迁徙不定的状态在某种情况下会持续几个世纪。他们驰骋于大自然为他们铺在马蹄下的广漠无边的草原上，无论在身体结构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完全适应了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便形成了草原内部的历史。关于这些人在黄河与布达佩斯之间的不停奔驰，定居民族的史册中只记载了很少的一点与之有关的事情。他们只记载了在他们的万里长城下，或在他们的多瑙河畔的堡垒下，在大同城前，或在锡里斯特拉城前，有过不同的侵略者涌入。然而，关于突厥—蒙古民族内部的一些活动，他们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发源处的帝王都邑，喀喇巴尔噶逊与和林先后被一些有统治欲望的人占领，包括公元前的匈奴人、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阿瓦尔人、6世纪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纥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10世纪的契丹人、12世纪的克烈部或乃蛮部，以及13世纪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即使我们能够一个一个地识别出曾经统治过其他民族的突厥或蒙古族部落，我们也并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等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大民族最早的分布情况。现如今，通古斯人一定是居住在北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伯利亚中部叶尼塞河中游的通古斯卡河流域；蒙古人则聚居在历史上的蒙古本土；突厥人占据西伯利亚西部，及两个突厥斯坦。因为突厥族是后迁入的，在阿尔泰区域的突厥化，只能追溯到公元1世纪，而喀什噶尔的突厥化则在9世纪，河中是在11世纪。在城市，撒马尔罕与喀什一样，仍然以突厥化了的伊朗人为主。根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在蒙古本土上蒙古化了许多原来很可能是突厥人的部落，如阿尔泰的乃蛮部、戈壁的克烈部、察哈尔的汪古部。成吉思汗将所有部落统一于“青蒙古人”的旗下之前，蒙古本土的一部分仍属于突厥人，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属于突厥民族的雅库特人仍然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的勒拿河、英的格加河及科累马河的盆地上。这部分突厥人居住在北冰洋沿岸附近，在蒙古人和通古斯以北的通往白令海峡的方向。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考虑“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这些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人实际上居住在更远的东北，因为那时不仅在喀什噶尔，就连萨颜岭和大阿尔泰的北麓都被来自“印欧人共同的”故乡——俄罗斯南部的印欧人所占据。这种推测和语言学家们的看法相一致的。伯希和与吉岳木·德·海维西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承认阿尔泰语系与以乌拉尔为轴心的匈芬语系之间存在一种原始联系。然而，即使它们之间有原始的联系，今天的突厥语、蒙古语及通古斯语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使我们想到在那个历史时代共同生存在亚洲东北部的三个不同人种曾经相距甚远。
如果突厥－蒙古游牧部落的历史只限于他们的驰骋和随意迁徙时的明争暗斗，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知道的东西就太少了。人类历史主要记载了这些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帝国的多次进犯乃至征服。游牧民族的南下简直可以说是草原居住条件支配下的一种自然法则。无庸置疑，就像12世纪的女真人之前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蒙古人部落仍然是定居在贝加尔湖森林地区与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的野人，他们过于闭塞地在僻静森林的屏风后面生活，所以对其他的土地丝毫没有渴求。而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则不同，他们以饲养牲畜为生，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游牧者，畜群寻找牧草，人则跟随畜群。此外，草原还是马的故乡，草原上的人是天生的骑士。正是他们这些西方的伊朗人或东方的突厥—蒙古人发明了马的装备，就像在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式瓮上所描绘的斯基泰人那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看到的那样，公元前3世纪时，他们为了用骑兵抵御骑兵，模仿匈奴人用裤子代替了长袍。身手矫健的骑士是马上射箭的好手，他在逃跑的一瞬间从远处把箭射出来袭击敌人（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和匈奴人之箭）。他们作战时用的箭和套绳与追捕野兽时所用的工具没什么两样。
不过，在奔狂的途中他们偶然会在草原的尽头看到农田的边缘，他们不可能不被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草原会变成西伯利亚森林的附属物；在炎热的夏季，草原又会变成戈壁的延伸，这时游牧者为了给畜群找到草料，开始向兴安岭、阿尔泰或塔尔巴哈台的山麓转移。只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会变得茂密，鲜花也在这个时候盛开，才可以称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欢的季节。而在其他时节，特别是冬天，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温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东南部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带。实际上他们对于耕地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于是在占据了农田之后，他们出于本性立即把耕地还原为生长着羊、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纪的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了北京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牧场。北方人是不懂农业的，直到14世纪还是纯粹的游牧者，愚蠢地抢劫自己的城市。如果乡下人在交纳赋税时进行抗拒，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但他们都很重视城市的文明产物，他们掠夺的目标尽是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他们喜欢相对温和的气候，但北京的酷热气候对成吉思汗来讲又太过于温和了，于是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回贝加尔湖附近去度过夏天。同样，在他战胜了扎阑丁之后，故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印度，只因为印度的气候对阿尔泰人来说简直是地狱中的热锅。不过，他对文明生活的便利怀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玄孙们在定居于北京或大不里士的宫殿中后，便在这些地方堕落了。然而，只要游牧人还保持着游牧者的心态，就会把定居的人们看作自己的雇农，把城市和耕田看作自己的农庄，并且进行压迫。他们骑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国去巡视，检查当地人顺从而定期缴纳的贡赋，如果当地人进行反抗而不愿纳贡，他们就会对毫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抢劫。他们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图腾—狼一样，徘徊于鹿群的附近，趁机逐个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后面的和负了伤的鹿。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掠夺与中国皇帝以恩赐的名义而付给的定期贡赋交替存在。总之，这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一贯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