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写国榷
“国榷”的主要根据除明列朝实录和崇祯邸报以外，一六三０年喻应益“国榷”的序文，说他采诸家着述凡百余种，这话是有事实可查的。试以卷一到三十二的引书为例，谈迁参考过明代人着作有叶子奇，宋濂，王袆，解缙，苏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杨士奇，吴宽，李贤，李梦阳、丘浚，叶盛，姚福，郑晓，雷礼，王世贞，王世懋，王鏊，王琼，杨守陈，何乔新，薛应旗，陆深，冯时可，袁凯，何乔远，邓元锡，姜南，郭正域，吴朴，周晖，敖英，晏璧，锺士懋，林之盛，陈于陛，马晋允，陶望龄，杨廉，崔铣，罗鹤，袁又新，许重熙，张适，刘凤，顾清，严从简，郭子章，赵汝濂，高岱，廖道南，刘文征，徐学谟，陈仁锡，顾起元，霍韬，黄佐，陈懿典，朱国桢，谢铎，朱鹭，黄瑜，陈建，黄金，利瓦伊桢，尹直，杨慎，顾璘，焦竑，田汝成，茅瑞征，杨寅秋，劳堪，郭棐，罗玘，唐枢，王锜，王廷相，张志淳，陈士元，屠隆，黄志清，程敏政，储瓘，于慎行，赵时春，徐日久，陈敬宗，陈涟，冒起宗，包汝楫，周圣楷，陈善，吴中行，罗洪先，李濂，叶向高，胡松，陈廷谔，钱士升，黄省曾，袁懋谦，史继阶，许相卿，叶灿，史桂芳，何景明，陈鎏，张鼐，凌翰，朱睦（扌挈），尹耕，谢彬，姚涞，陈德文，徐必达，陈继儒，张溥，陈子龙，沈德符，屠叔方，姚士粦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武进薛应旗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朱鹭的“建文书法拟”，焦竑的“献征录”，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明书”，高岱的“鸿猷录”等等。
都指挥佥事纪纲，谈迁也说：“读其爰书，末尝不三为之太息也。”可见谈迁是读过处纪纲死刑的判决书的。十九年十二月底有一条“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小注：“事不见正史。而会典据成化十八年大学士万安奏罢东厂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渐，初行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恐外官徇情，随立东厂，命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云云。不知实录遗此，何也？”可见这一条也是实录原来没有，是谈迁根据会典补上去的。又如“明实录”和“明史”都说明成祖是马皇后生的。谈迁却根据太常寺志说明成祖是硕妃所生等等。不止如此，他对实录所记某些史实，还明白指出是说谎，叫人好笑。例如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三月癸未，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条，他就说：“吾于册储而甚疑当日之事也。……（中间指出疑问，从略）乃实录载胡后再请就闲，贵妃再辞坤极，谓其皆诚心，大非人情。后史氏饰美，不为有识者所葫芦乎！”全书叙述是以明列朝实录为基础的，但又不全据实录，如记永乐几次和蒙古的战争，来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录”、“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后北征记”，在永乐八年六月庚子次澄清河条，小注实录云青杨戍，可以清楚看出。永乐十年九月记杀大理寺卿耿通。谈迁说此事“实录不载，岂有所讳耶。事具南院故牍，不可不存。”说明这一条实录里原来没有，是他用档案补上的。同样的十四年七月乙巳杀署锦衣
拿“国榷”和“明实录”对比，明太祖实录经过三次修改以后，许多事实都被删改掉了，例如明太祖晚年杀诸将，实录只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说是怎样死的。“国榷”却并不隐讳，老老实实把事实如实写上。以“国榷”所记和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对读，完全符合。以“国榷”和清修明史对比，明史隐去建州史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这一段，几乎是空白，“国榷”却从头据实纪录，不但建州诸卫和奴儿干都司的设置年月分别纪载，连以后各卫首领的承袭也都一一记上了。和“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对比，也可以互相印证。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关于建文帝的纪录。太祖实录的第三次修改本根本不承认建文帝这一朝代的存在，把建文年号取消，用洪武纪年。“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纪事也站在建文的立场上，在永乐起兵以前，称永乐为燕王，到起兵以后，建文帝削除燕王位号，便直称永乐为燕庶人了。我们要注意从明仁宗一直到崇祯帝都是永乐的子孙，谈迁是亡国遗民，晚年还到过北京，跑到十三陵去哭过崇祯的坟，但是在历史叙述上，他却站在为永乐所推翻的建文帝一方面。拿这件事和明代后期许多支持建文帝的野史的出版来看，说明了那时期的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失望，他们不敢公开指斥现实的统治者，只好把同情寄托在以失败而告终的建文帝身上了。他们逃避现实斗争，同情改革失败的统治者，这也是封建时代，有正义感而又骨头软弱的读书人的悲哀吧。
谈迁对史事的真实性态度很严肃，为了求真，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记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就改了多次。第一次记录在他所写的“枣林杂俎智集”：
庚午三月（公元一六三０，这是谈迁记错了，应为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经客舍。春媿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
到一六五五年，他在北京，和吴伟业谈旧事，才弄清楚张春并未降敌。他又把这一事实写在所着“北游录”上：
乙未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荫，流闻之误如此。
最后在“国榷”卷九十一记：
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兼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数年，以疾卒。
谈迁加的案语是：“夫春实未尝诎膝，流离异域，其志有足悲者。宋王继忠陷契丹，上书言款，即张春之前茅也。继忠见原，春见疑，势有固然，无俟言之毕矣。”便完全改正过来了。张春事迹见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忠义传。
辛勤的劳动
谈迁一生从事学问，手不释卷，国亡后更一意修史，“北游录”纪咏下梦中作：
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是他一生的写实。
公元一六四四年高弘图替他写的枣林杂俎序说：
谈子孺木有书癖，其在记室，见载籍相饷，即色然喜。或书至猥诞，亦过目始释，故多所采摭。时于坐聆涂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铢而寸，积而累，故称杂焉。
他喜欢读书，连坏书也要读一遍。喜欢作笔记。人们谈的，路上听的，只要有点意思，就纪录下来。到处借书抄书，甚至跑到百里以外去借去抄，“北游录”纪文上吴骏公太史书说：
自恨绳枢瓮牖，志浮于量，肠肥脑满，妄博浏览，尤于本朝，欲海盐（郑晓）、丰城（雷礼）、武进（薛应旗）之后，尝鼎血指。而家本儋石，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趼百里之外，苦不堪述。条积匦藏，稍次年月，矻矻成编。
从天启辛酉（公元一六二一）开始，这一年他母亲死了，在家读陈建所着通纪，嫌它不好，便着手搜集整理材料，一条条地积累，分别年月放在匦里，愈积愈多，编次条贯改了六次，编成一百卷。不料到丁亥（公元一六四七）八月，一股脑儿被小偷偷光了。黄宗羲谈君墓表说：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踪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借。闻君之有是书也，思欲窃之以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家，尽发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宁已乎！从嘉善钱相国借书，复成之。
他自己也说：
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缀缉，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稍略焉，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类之矣。（国榷义例）
偷光了，再干，从头做起。以实录为本，而且还参考几种不同的本子。从一六四七年起第二次编撰国榷，为了搜访史料，他多年前就想去北京，一六四四年高弘图的“枣林杂俎”序提到：
惜天限孺木，朝不谋夕，足迹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辅黄图之盛，东京梦华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
北京已经为清人所占领了，怎么能去呢？就是想去，有了材料，也怎么下得笔呢？十年后，公元一六五三年，义乌朱之锡官弘文院编修，服满进京供职，聘他作书记，在这年闰六月同路从运河坐船到北京。一六五六年二月又从运河回到海宁。在北京住了两年半多，搜集了不少史料。
朱之锡序“北游录”说他辛勤访集资料：
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指北京）。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蹏，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涂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
“北游录”纪闻自序记访问遗事，随听随记：
自北上，以褐贱，所闻寥寥也。而不敢自废，辄耳属一二。辇上贵人，其说翔藐尘壒之外，迂朽毋得望。至渊儒魁士，未始多值，间值之，而余颛蒙自怯，嗫嚅久之。冒昧就质，仅在跬倾，惧其厌苦，手别心怅。余则垣壁桯杌之是徇，余之愦愦，不其甚乎。然幸于燕而闻其略也，若锢我荒篱之下，禽籁虫吟，聊足入耳，能倾隃糜之残渖乎哉！
因为身份地位关系，他只是一个老秀才，帮人作幕友，接触的人不多。就是碰到了，也很难得谈起来，又怕人厌烦，不免很紧张。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些收获，如不到北京，这些材料的搜集是不可能的。“北游录”纪邮是他在京时的日记，从日记可以看出他到北京的目的是为了订正“国榷”，访问，借书，抄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补充“国榷”。来往最多的几个人是太仓吴伟业骏公，同乡秀水曹溶秋壑，武功霍达鲁斋，这三人都是崇祯进士，都是藏书家，熟识明朝掌故。他到京后就写信给吴伟业请求指出“国榷”缺点和借阅有关史籍：
昨蒙延诲，略示訿谬，深感指南。（中述编撰“国榷”经过）而事之先后不悉，人之本末未详，间见邸抄，要归断烂，凡在机要，非草野所能窥一二也，如天之幸，门下不峻其龙门，辄垂引拔，谓葑菲可采，株朽亦薪。……史事散落，更贵搜订……门下以金匮石室之领袖，闻见广洽，倘不遽弃，祈于訿谬，椽笔拈出，或少札原委。盖性好涉猎，过目易忘，至于任耳，经宿之间，往往遗舛，故于今日，薄有私恳。非谓足辱大君子之纠正，而曲学暗昧，陨堑赴谷，意亦门下所矜闵而手援之者也。密迩坛坫，凡有秘帙，藜隙分青，弥切仰企。记室所抄春明梦余录宫殿及流寇缘起，乞先假。（上吴骏公太史书）
上太仆曹秋壑书也提出同样要求：
蒙谕史例，矜其愚瞽，许为搜示。……迁本寒素，不支伏腊，购书则夺于饘粥，贷书则轻于韦布。又下邑褊陋，薄视缃芸，问其邺架，率资帖括。于是问一遗编，卑词仰恳，或更鼎致，靳允不一；尝形梦寐，即欈李鼎阀间，亦匍匐以前矣。……幸大君子曲闵其志，托在后乘，假以程限，广赐携阅，旁征侧汇。……先朝召对事述，云在朱都谏子美处，及秘录、公卿年表等，万乞留意。祠曹或素所厚善者，于宗室薨赙，大臣贲恤，月日可详，特难于萃辑耳。希望万一，企踵竢之。由曹秋壑介绍，又和霍鲁斋往来，写信说：
凡奥帙微言，悉得颁示，……又所呈残稿，筚门圭窦之人，安知掌故，性好采摭，草次就录，浃岁以来，句闻字拾，繁如乱丝，卒未易理，幸逢鸿匠，大加绳削。尊谕云，史非一手一足之力，允佩良规。
从此，谈迁就和这三个学者经常往来，讨论史事了。纪邮记：
甲午（公元一六五四）正月庚申，曹太仆见枉，语先朝事二则。
乙丑，晚，共雷常侍语，常侍号飞鸣，尝预司礼监南书房，今贩钱，相邻。访以旧事，不觉泣下，拭袂而别。
甲申，仍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一帙。“酌中志”旧尝手录，今本加详，盖此阉继编者屡矣。……侍郎辑崇祯事若干卷，不轻示人。又着“春明梦余录”若干卷，并秘之。……太史柬及近事，随答之。丁亥，过曹太仆借书，出刘若愚“酌中志”三帙，孙侍郎北海承泽“崇祯事
三月辛丑，吴太史示“流寇辑略”。
乙巳，阴，早至宣武门直舍，盖溧阳之杜邮也。失导而返。
戊申，过吴太史，值金坛王有三选部重，追语江左旧事，不胜遗恨。
四月丁卯，过吴太史，剧论二十刻。
丁丑，吴太史借旧邸报若干，邀阅，悉携以归。
戊寅，展抄邸报，棼如乱丝，略次第之。
乙酉，过吴骏公太史，极论旧事。
戊子，过吴太史，多异闻，别有纪。
七月丙辰，过吴太史所，语二十刻，别有纪。
九月乙巳，晡刻闻霍大理见枉，遂先之，语李自成陷西安事甚悉，别有纪。
丙午，霍大理征余近录。手致之。又语遗事一二则。
丁未，霍大理示黄石斋先生秘录二帙。
丙辰，录黄石斋秘稿竣，以归霍大理，语久之。
十月戊辰，霍大理招饮，……大理筮仕曹县，言刘泽清事为详。
丙戌，冲寒过叶山公，未离枕也，亟披衣起。其邻周德润（泽）故嘉定侯之孙，官锦衣，娶驸马都尉王昺孙女，年十七，遭乱贫甚，僦一室。余欲问遗事，故屡过山公，值之，绨袍不备，有寒色。其人拙讷，语少顷遽去。
十一月庚戌，前借霍大理“闽书”阅讫（晋江何乔远着）。客严氏故游诸彻侯，云，襄城伯李国桢任京营，甲申三月都城陷，贼刘友之曰，君侯散重兵以归，此元功也，行冠诸臣之右矣。因留其营，尝同食寝。一日纵归，令检橐，因尽录其家。国桢败时，跨马，面如死灰。其舅金华潘某退曰，吾甥事至此，不即死，尚何待乎！此严氏目睹者。今刻本称国桢求葬先帝，刘诚意孔昭上章以明之，其说不知何所始也。
辛亥，午，过霍大理，示所纂“西事”及“王渼陂九思集”。
癸丑，往崇文门访严氏，问以遗事，不值。
十二月辛未，借曹通政“续文献通考”，不值。
乙未（公元一六五五）二月癸亥，过霍大理，借“康对山先生集”。
三月乙未，过霍大理。问先朝实录，未至也。
五月丙午，过少司马霍鲁斋所，问先朝实录，在南道未至也。
六月丙子，钱瞻伯借我夏彝仲“幸存录”。
八月甲寅，过吴太史所，值其乡人马又如（允昌），本世弁，崇祯末任四川副总兵，遭乱，开阃全州。己丑（公元一六四九）变出部校，举家遇害，因北降，隶镶红旗下，食四品禄，贫甚。言遗事一二则。
戊午晡刻。过霍彦华，值咸宁王文宣（弘庆），俱目击李自成僭位事。
壬戌晚，过王文宣、霍彦华，语旧事，知甲申大事记殆啽呓也。
九月壬午，饭于吴太史所。太史同年侍郎孙北海（承泽）撰“四朝人物传”，其帙繁，秘甚。太史恳年余，始借若干首，戒勿泄。特示余曰，君第录之，愿勿着其姓氏于人也。
甲辰，吴太史晚又示我孙氏人物传若干。
十一月癸卯，先是霍鲁斋购我“明实录”而缺熹庙，以问余，所录尚未全，无以应也。
十二月辛未，借霍鲁斋“万历实录”，向在嘉善钱相国所抄实录，为主书删其半，至是鲁斋以二百金全购。
壬申，朱生生（国寿）来，前兵部郎中，仕清陕西参政。
癸酉，答朱生生，留饮。……生生语明季事颇悉。
丙申（公元一六五六）正月癸巳，大风，寒。过周子俶，值山阳咸大咸（默），弘光初明经，从左萝石北使，言北使事颇异。
戊申，阅“神宗实录”竟，归之。
癸丑，晚，于周子俶所复值咸大咸，语弘光元年高杰被害事，及甲申之变太子走外家周氏被出首事。
此外，“北游录”纪闻上赵璞条：
广宁门外天宁寺，内侍赵璞连城逃禅于此，尝值之，问以懿安皇后及太子遗事云。
记王绍徽，薛国观条，俱霍鲁斋先生说。
从以上所摘录的材料看，谈迁对明季史事的搜集，是尽了极大努力的。除了曹溶、吴伟业、霍达以外，他访问了故公侯的门客、降臣、宦官、皇亲等等，把所听到的都记录下来，和文献一一核对。他还到过十三陵的思陵，明代丛葬妃嫔王子的金山和景帝陵，西山和香山的寺庙等，也都写了材料。他把这些目击的史料应用到“国榷”这部书上，以此，“国榷”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特别是万历以后，崇祯、弘光间的纪录。崇祯朝的史事根据邸报和访问，弘光朝则他自己在当时的宰相高弘图幕府，并和张慎言等大臣往来，许多事情都得于亲身闻见，因此，是比较可信的。
谈迁在北京两年多的收获很大，但是，也有许多困难。借书访人，都不是容易事，北京尘土飞扬，也不习惯：“北游录”纪文寄李楚柔书诉苦说：
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复可得。主人邺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惟报国寺双松，近在二里，佝偻卷曲，逾旬辄坐其下，似吾尘中一密友也。……顷者益究先朝史，凡片言只行，犁然有当于心，录之无遗。拟南还后，作记传表志，三年为期，所不敢辄语人，私为足下道也。
他生性耿介，受不了这样生活，想回南了。“北游录”后纪程序：
余欲归屡矣。乙未春三月，欲附朱方庵，秋八月，欲附徐道力，而居停见挽，遂不自决。虽蜗沫足濡，而心终不怿。盖追访旧事，稍非其人，则不敢置喙。至于贷书则余交寡，市书则余橐耻，日攒眉故纸。非其好也。迨萌归计，而居停适有纂修之命，意效一二，佐其下风，则天禄石渠之藏，残缺失次，既无可资订，遂束身而南。
原来还想趁朱之锡修书之便，抄一点东西的。到了知道内阁图书已经残缺失次，无可资订，便下了决心，离京回家了。
谈迁生平
谈迁的生平，见于海宁县志隐逸传，黄宗羲谈君墓表，都很简略。现在根据他所着的“北游录”和“枣林杂俎”，综合叙述如下：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海宁县枣林人，明诸生。他自己题“枣林杂俎”：
吾上世……德佑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禩，又并于德佑！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四百年前宋亡，他的祖先搬到海宁，如今，明朝又亡了，没有地方可搬了。这段话是很哀感的。
据“北游录”纪文六十自寿序：“癸巳十月癸亥朔，癸酉抵长安，明日为揽揆之辰，周一甲子矣。”癸巳为公元一六五三年，往上推六十年，他生于一五九三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公元一六二一年，二十九岁，开始编撰“国榷”。一六四四年，他五十二岁，清军入关，北京沦陷。一六四五年，五十三岁，弘光被俘，南京沦陷。一六四七年，五十五岁，“国榷”全部手稿被窃，发愤重新撰写。一六五三年，六十岁了，受聘义乌朱之锡作幕友，到北京搜集明代史事，订正“国榷”，一六五六年，年六十三岁，离京回海宁老家。
他的卒年，据黄宗羲谈君墓表：“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阳城，欲哭（张慎言）太宰，未至而卒，丙申岁冬十一月也。”按谈迁自撰“北游录”，丙申（公元一六五六）五月辛丑，从北京回家。在五月以前，也没有记到阳城的事实。海宁县志隐逸传则说：“丁酉夏，以事至平阳，去平阳城数百里远处，处士徒步往哭张冢宰之墓。卒年六十有四。”则谈迁死于丁酉年，年六十四岁。黄宗羲墓表所说丙申，应是丁酉之误。
他家很贫困，县志说他：“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北游录”里纪邮记他好几次拒绝人送礼物，拒绝人拿钱买他的文章。一六五六年南归时也不肯求人写介绍信给以方便，纪程下小序说：“谈迁曰：余北游倦矣，得返为幸。……在燕时，或修贽广谒，略可自润，而余不能也。别居停，竟长揖出门，不更求他牍。道中蹑一敝屣，殆于决踵，余岂不忧日后耶，忧日后又不如忍目前。余归计决矣，担簦而往，亦担簦而回，箧中录本，殆千百纸，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他性格的耿介，是一个有骨头的老穷汉。
谈迁五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情形，不大清楚。从他后半生的生活看来，大概也是靠替人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些应酬文字，赚些月俸过日子的。“北游录”里纪文一共有十六篇序，除六十自寿序以外，其它各篇题目下面都注有代字，是代他的东家朱之锡写的。六十四岁这一年县志说他以事至平阳，大概也是替人作幕友，不然，他这样穷，为了私事是出不了这样远门的。县志载他的着作有“西游录”两卷，应该就是这次旅行的纪游文字。
黄宗羲墓表说：“阳城张太宰、胶州高相国皆以君为奇士，颇折节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馆处君，不果。无何，太宰、相国相继野死。”县志说：“崇祯壬午（公元一六四二）间，受知阳城张公慎言、胶州高公弘图，二公者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甲申（公元一六四四）高入相。张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谘于处士，多所裨益。相国以处士谙掌故，荐入史馆，泣辞曰，迁老布衣耳，忍以国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勋寺交扇，时事日非，处士私语二公曰，公等不去，将任误国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后乞骸骨。乙酉、张客死宣城，高致命会稽，处士归于麻泾之庐。”“北游录”纪文六十自寿序说：“记甲申（公元一六四四）正月既望，御史大夫阳城张藐山（慎言）先生初度，遍齐、梁、吴、晋之士，余首坐，剧饮。先生顾诸客曰，冠进贤而来者，趾高气扬，仆视其中无所有也。虽一穷褐，胸中有书若干卷。深相礼重。”由此可见从公元一六四二年起，谈迁就入高弘图幕，并和张慎言往来，被两人所契重，参预谋划。他对国事所提的意见，散见“枣林杂俎”仁集定策本末、劝进、监国仪注、王肇基、黄澍、高杰等条。
谈迁对明代史事虽然十分重视，用一辈子功夫钻研搜集，但对小说戏曲，却非常轻视。如“北游录”纪邮载：
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