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荳浆粥）都肆中以荳屑杂少米煮之如薄糜。晨哺一二瓯。最补元神。
邓跋
北游录九卷。曰纪程、纪邮、纪咏、纪闻各二卷。纪文一卷。海宁谈迁撰。迁字孺木。明诸生。事具黄宗羲所为墓表及海宁县志隐逸本传。宗羲盛推迁撰国榷。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邸报。补其缺文。今观此录。随事访问。盖欲订沧桑间事。求一代文集甚勤。则十五朝之史犹有待于孴辑也。迁诗文皆拙。然思慕先朝。以泪和墨。语语凄人肝肺。文字之效。固不当以工拙论。走昌平。哭思陵。走阳城。哭张慎言。君臣朋友之间。实有至性。而后始可以言着史。而其史亦始可取信。今国榷传写本尚存。惜能读者鲜矣。墓表言迁卒于丙申十一月。当据其子祺行述。而县志则谓卒于丁酉夏。年六十四。迁北游在癸巳。以乙未南归。时所主义乌朱之锡方官弘文院编修。而志言甲午会婺州总河中丞朱之锡。聘之游京师。此录凡九卷。而志言八卷。皆志之舛云。此册昔年从传钞本转录。讹夺甚众。今随笔勘正。有好事者能付之梓。是所祷也。
丁亥六月朔。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居之五石斋。
附录：谈迁和国榷
吴唅
国榷这部书
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着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族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努力搜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组织整理，填补这个人为的空白点，从而充实丰富祖国各族大家庭的可爱的历史。
当时，我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八十本，这些史料大部份是朝鲜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区的工作报告，很具体，很可靠，对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建州历史有极大帮助。这部书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隔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抽工夫校补，交给中华书局，正在排印中。
另一个主要史料“明实录”，读来读去，读出了许多困难。第一是这书没有印本，只有万历以后的各种传抄本。私人传录，当时抄书的人，怕这书部头大，有时任意偷懒，少抄或漏抄以至错抄的地方很多。错字脱简，到处都是。更糟的是这书原来就不全，因为崇祯这一朝根本没有实录。天启呢，在清初修明史的时候，因为“天启实录”里如实纪载了当时宰相冯铨的丑事，冯铨降清以后，凭借职权方便，把纪有他丑史的这一部分原本偷走毁灭了，以此，“明实录”的传抄本也缺了这部分。补救的办法是多找一些“明实录”的传抄本，用多种本子互相校补，但是，这个办法在二、三十年前的私人研究工作，得不到任何方面支持的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另一个是找一部明末清初人的有关明史的较好的着作，这部书就是谈迁的“国榷”。
“国榷”这部书，知道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印本流通，只有传抄本，有机会看到的人不多。二十五年前的北平；只有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很珍贵，不能出借。记得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年为了查对一条材料，曾经翻阅过一次，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在解放了的祖国，在党的整理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下，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这部书就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来说，也是一个鲜明的今昔对比。
“国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据谈迁国榷义例，原稿原来分作百卷，现在的本子是海宁张宗祥先生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后重分的。这书是明朝的编年史，按年按月按日纪载着者认为重大的史事，起元天历元年到明弘光元年（公元一三二八——一六四五）。卷首四卷分作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是综合性的叙述，便于读者参考的。
原书有崇祯庚午（公元一六三０）新建喻应益序，说“三代而后，……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盐官谈孺木，乃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胊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名曰『国榷』”。天启丙寅（公元一六二六）谈迁自序批评了在他以前的几个明代编年史的作者以后，说：“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帙。”序后又有跋：“此丙寅旧稿，嗣更增定，续以崇祯弘光两朝，而序仍之，终当覆瓿，聊识于后。”由此可见“国榷”初稿完稿于公元一六二六年，以后陆续改订，过了二十年，一六四五年以后，又续加了崇祯弘光两朝。据义例所说“国榷”创稿于公元一六二一年，一六四七年被小偷偷走原稿，又发愤重新编写，一六五三年带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订，那末，这部书的编纂时间前后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黄宗羲撰谈君墓表，说他：“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皇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由此可见谈迁原来编撰“国榷”的用意，是因为明列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是因为诸家编年有讹陋肤冗的毛病，才发愤编纂的。到国亡以后，不忍国灭史亦随灭，又访求邸报（政府公报），补述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寄亡国的悲愤于先朝史书之编修，自署江左遗民，则是以爱国遗民的心情重写国史，和原来的以留心国史、典故的历史家心情编撰国史的时候有所不同了。其次，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根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私家着述，他对史事的纪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才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第三，建州史料，万历以后最关紧要，“国榷”于万历后尤详，特别是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根据邸报编述了这十七年间的事迹。由于当时这书并未刊行，因之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我们可以根据“国榷”的纪载和清修明史核对，就这一点而说，“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第四，一六四七年全稿被窃，他并不丧气，为了保存前朝史事，又发愤重新编写，这种忠于学术研究，忠于国家民族的坚贞不拔，不为困难所吓倒的精神气节，是非常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当然，谈迁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他对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对国内少数民族和邻邦的态度和侈谈灾异迷信，以及文字叙述的过分简约等等，都是显着的缺点，也是封建时代史家的一般缺点，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这部书作研究资料时，是要注意到这些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