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白诗，不恃天才卓越，即引用故实，亦皆领异标新，如“蓬莱文章建安骨”。《后汉书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邓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是白所言“蓬莱文章”，即东观文章也。《侠客行》“郸邯先震惊”，邯郸，古未有倒言“郸邯”者，然张宴《汉书注》：“邯山在邯郸县东城下。单，尽也。”是“郸邯先震惊”为尽邯山之地皆震惊耳。白诗不肯作常语如此。他若《行路难》《上云乐》等乐府，皆非读破万卷者，不能为也。
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之诗，世共推袁、王、蒋、赵矣。然其诗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谓突过前哲，而不满之者又皆退有后言。平心论之，四家之传，及传之久与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于传与不传，而决其必可不朽者，其为钱、施、钱、任乎。宗伯（载）之诗精深，太仆（朝干）之诗古茂，通副（澧）之诗高超，侍御（大椿）之诗凄丽，其故当又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今四家俱在，试合袁、蒋等四家并观之，吾知必有以鄙言为然者矣。太仆诗，以四言五言为最，次则歌行，即近体亦别出杼轴，迥不犹人。读其诗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妇》云：“白水贫家味，红罗旧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岁月羞言禄，寂寞功名称不才。”何婉而多风若此！侍御于三《礼》最深，所着《深衣考》等，礼家皆奉为矩度。故其诗亦长于考证，集中金石及题画诸长篇是也。然终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犹记其《送友》一联云：“无言便是别时泪，小坐强于去后书。”情至之语，余时时喜诵之。
本朝文教覃敷，即异域人，亦皆工于声律。余尝见滇中土司李鸿龄诗，几欲俯首至地。鸿龄虽寄居蒙自，实缅甸国人。五言歌行，实有奇趣，近体则倜傥风流，几欲合方城、玉溪为一手，与粤东之黎洵可称劲敌，谁谓九州岛之外六经之表无奇杰儁伟之士乎？
余尝读《魏书崔浩传》，而叹其学识迥非代朔诸臣所能冀及。然至于殊死者，史家以为非毁佛法所致。岂其然哉？盖其人事事欲见己之长，遂事事欲形人之短耳。其论王猛、慕容恪、刘裕，可云当矣，余则以此论浩，曰：若崔浩之达识，魏太武之荀彧也。以浩观之，而高允为不可及矣。余尝有《咏史乐府》论浩、允云：“臣才区区劳奖识，清河司徒臣不及。”盖谓此也。
近时诗之能学卢玉川者，无过江宁周幔亭，有《咏仆梦魇》诗云：“被我一声噉，跌碎梦满地。”可谓奇而入理矣。次则上虞张上舍凤翔，其《咏西瓜灯》云：“蓝团卢杞脸，醉刎月支头。”
杜工部诗：“赤岸水与银河通”，前人即以在今江宁六合县者当之。郭璞《江赋》所云“鼓洪涛于赤岸”，李善《文选注》：“赤岸在广陵舆县”是也。余以为虽诗人放笔所及，固不可以道里绳之，然地势毕竟太迥远。《水经注河水》下引《孝经援神契》曰：“河者，上应天汉。”《西京杂记》亦有“河水上通天河”之说。则此赤岸当以在黄河者为是。今考《水经注》：“大河又东径赤岸北，即河夹岸。”下引《秦州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云云，是赤岸在枹罕县矣。上距河源甚近，当即工部诗所云“与银河通”者也。
诗奇而入理，乃谓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卢玉川、李昌谷之诗，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诗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游终南山》诗：“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紫阁云，西入白阁松。”余尝以乙巳春夏之际，独游南山紫、白二阁，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时原空如沸，山势欲颓，急雨劈门，怒雷奔谷，而后知岑诗之奇矣。又尝以己未冬杪，谪戍出关，祁连雪山，日在马首，又昼夜行戈壁中，沙石吓人，没及髁膝，而后知岑诗“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之奇而实确也。大抵读古人之诗，又必身亲其地，身历其险，而后知心惊魄动者，实由于耳闻目见得之，非妄语也。
《北史卢思道传》：“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余尝有诗曰：“刘松制碑铭，思道难了了。思道既读书，为文松不晓。信知学益人，饥者待之饱。明明愚与智，一日互颠倒。词章尚如此，何况穷理道，百事且勿营，扃门读书蚤。”观思道之言，而益知孙搴之妄矣。（《李谧传》：“少师事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与此同。）
体物之工，后人有未及前人者。即如汉、唐以来，咏兰诗亦至多矣，而《楚辞九歌》以二语括之，曰“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祗八字，而色、香、味并到。咏橘诗亦多矣，而《九章》之《橘颂》，以十四字括之，曰“曾枝剡叶，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祗四语，而枝、叶、蒂、干、花、实、形状、采色并出。后人从何处着笔耶？
《唐书白居易传》：“尝与胡杲、吉晈、郑据、刘真、卢贞、张浑、狄兼謩、卢贲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按居易集中，亦历述九人官爵、里居、姓字，以年齿为序，盖事实仿于后魏中书令高允之《征士颂》，历载中书侍郎固安侯范阳卢元子真等三十四人而各系以颂，其前后当亦以年为次。吾乡庄氏南华九老会，其附入者，又二十一人。石门君之孙征君宇逵，亦各为颂以系之，亦仿允之例也。余曾为作序，见集中。
杜工部之在严郑公幕府也，所作诗与郑公不同。杜牧之之在牛奇章幕府也，所作诗与奇章公不同。欧阳文忠公之在钱思公幕府也，思公学“西昆”，而文忠则学杜。陆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则主沈郁。故能各自名家，并拔戟自成一队。即明沈明臣、徐渭之在胡默林幕府，默林虽不作诗，然二君亦皆能各极所长。虽督府严重，尚各有脱略仪检、不可一世之槩。惟吾乡邵山人长蘅，初所作诗，既描摩盛唐，苦无独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则又亦步亦趋，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以其名重，尚艳而称之。吾以为其品既不及前修，则其诗亦更容论定也。
唐杜光庭为道士撰集诸道经，多以己说参之，俗语称“杜撰”，或以为即始于此。非也。《颜氏家训杂艺》篇：“江南闾里间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说序》：“又作《隶书赋》云，假托许慎，颇乖经据。实则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为，大误时俗。吾家子孙，不得收写”云云。余意“杜撰”二字，盖出于此。然两人皆姓杜，又同为道士，又皆工作伪，可怪也。余尝有《消夏十绝》，其一云：“有鹅欲换书，宁取羲之媚？不学两道流，后先工作伪。”
岳阳楼望洞庭湖诗，少陵一篇尚矣。次则刘长卿“迭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余以为在孟襄阳“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二语之上。通首亦较孟诗遒劲。
余昨过钱清镇，有闺合诗人孙秀芬，欲执贽门下，余婉辞却之。然阅其所作中有《泳夕阳》一律，其颈联云：“流水杳然去，乱山相向愁。”居然唐贤兴到之作。余叹赏久之，以为可以配“王晓月”也。
高丽使臣朴齐家，工诗及画。其入贡也，慕中国士大夫每有一面，輙作见怀诗一章，多至五十余首，可谓好事矣。按，朴本吴越着姓。《东国通鉴》云：新罗景明王七年，吴越国文士朴岩投高丽，为春部少卿。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亦云：天宝十六年，我国文士朴岩之裔。自唐末至今已八九百年，尚为其国文学侍从之臣，世泽可云长矣。
文宋瑞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诗：“黄梁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盖是时信国正五十也。与阿文成《五十自寿》诗“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间原未有斯人”，二公之诗，不谋适合。均不愧英奇本色。
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语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遗民郑所南“翻海洗青天”句，则语至奇而理亦至足，遂为古今奇语之冠。
陈明经增，海宁人，束发即有诗名。然屡试不第，人以“三十老明经”目之。余识之于江阴官廨，出近作就正，因决其必当远到。其诗尤工七言，如《杂兴》云：“未开桃李村无色，来话桑麻客有情。”《斋居》云：“骑月雨从春后积，出山云在树头浓。”《闺意》云：“红楼日晚愁多少，翠被春寒梦有无？”《牡丹》云：“一尺梳鬟争玉面，千金论价买春风。”其《诗箴》十六篇，学司空表圣体，亦有新意。
年家子管学洛，工制举业，四十不售，遂入赀为郎。然诗与词皆工，实为后来之秀。记其《雨中牡丹》四绝末一首云：“小窗灯影照无眠，檐漏声声欲曙天。更比落红还可惜，倚阑人不似当年。”可云丰神绝世。其《贺新凉》词中数语云：“恨不奋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亦有新意。
唐有两李龟年。一在僖宗时，见《五代史南诏蛮》下，云“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诏者，得宗室子李龟年”云云。是李龟年又唐之宗室也。
诗之遇合，有得之于柱帖者。吾乡钱侍讲名世，未遇时，留滞京邸，岁除，几无以为生。时新城王文简官刑部尚书，素好士，钱不得已，以春帖子干之云：“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文简大契之，周恤甚至，并为延誉。钱不久遂登上第。
乾隆间，丹徒鲍山人皋，旅客维扬，时博陵尹少宰会一以前巡抚视鹾邗上，方抵任，商人凂山人为听事柱联，山人书十六字云：“淮海维扬，贡金三品。文武吉甫，为宪万邦。”少宰一见，赏叹欲绝，知为山人所作，遂延入为上客。山人一生温饱，皆十六字之力也。
徐凝《庐山瀑布》诗：“终古长如匹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东坡以为恶诗，是矣。然东坡诗如“岭上晴云破絮帽，树头日挂铜钲”诸联，独非恶诗乎？且非独此也，铜钲又属凑韵。尝有友人子以诗见示，笔甚清脆，卷中忽以铜钲二字代晓日，予曾谕之曰：“东坡此种，最不可学，今用庚字韵，故曰铜钲。若元字韵，则必曰铜盆；寒字韵，则必曰铜盘；歌字韵，则必曰铜锅矣。”坐客皆失笑。韩退之“缟带银杯”，亦同此类。
里中杨氏，自前明至国朝，科第不绝。土人传为“旗竿里杨氏”是也。其子弟会文之所曰腾光馆，饶有泉石之胜。凡外人预斯会，得隽者又数十人。余童年亦预焉。然杨氏子弟工制艺者极多，若以诗名者，惟上舍元钖为最。所着有《揽辉阁集》，歌行尤擅场，五、七言律诗亦豪宕自喜，五言如“狂名千载后，心事一杯中”，“几人能小住，终岁为谁忙”，“万瓦露华白，一窗灯影红”；七言如“论才直欲儿文举，骂坐犹能弟灌夫”，“云泥可隔交终浅，蕉鹿相寻梦或真”；《屋漏墙圮》云“难使壁如司马立，竟无垣与段干踰”。皆戛戛独造，非寻行数墨者所能到也。
秋试揭晓，顺天、江南类皆在重九前后。扬州申副宪黻官京师日，重九日同人集墨窑厂登高赋诗云：“古来重九西风冷，明日长安落叶多。”盖是年以初十日揭晓也。人传诵以为工。今岁余偶在里中，重九前同人日日燕集，闻江宁当以初七日揭晓，亦赋一诗云：“回风已堕千林叶，冒雨谁登九日楼？”皆借落叶以喻报罢之人。惟此回揭晓在重九前，情事又不同耳。
余督学贵州日，曾两值乡试，甲寅、乙卯是也。先期即拔取十三府诸生之能文者，聚贵山书院中，院中生徒有额缺，余捐廉俸，为广额数十名。科岁两试，皆先期于五月前抵省。五月一日试诸生，头场准例《四书》文三首，诗八韵，以一日夜为限，二、三场亦然。余亦宿书院中，俟诸生交卷毕始归。六月一日，则试二场。七月一日，则试三场。时总宪冯公光熊，方抚黔中，与余尤相契，每书院扃试日，亦分派文武员弁巡逻，以防传递。余又苦黔中无书，先令人于江浙购买《十四经》、《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通典》、《通考》以及《文选》、《文苑英华》、《玉海》等书，贮书院中，令诸生寻诵博览。试三场日，并明谕诸生曰：“所问策皆在此数部中。诸生能各寻原委，条析以对，即属佳士。不必束书不观也。”后张吉士本枝、胡吏部万青等会试皆以对策获隽，即其效矣。贵州中额祗四十名，甲寅科肆业书院者中至二十四名，乙卯科复中至二十七名，可云多矣。任满日，督抚例以学臣贤否具折入奏，时督臣为大学士福康安，抚臣即总宪，即以此具奏，为学臣课士之效。丙辰召见时，复蒙纯皇帝垂询及之，亦异数也。试后，余辄令院中生徒，录闱艺送署中，为决去取，颇复不爽。乙卯岁，铜仁苗匪滋事，督、抚并在军营代办，监临者为锺祥贺方伯长庚，是科余决院中生徒中式者当有八人，填榜日自第六名起，至四十名止，所拟者仅得五人。方伯好立异同，不待填榜，竟即笑向余曰：“使者此次决科，当有一二名遗漏矣。”余亦笑应之曰：“且待填毕再议。”及书五魁竟，则黄生鹤魁多士，张生本枝第二，胡生万青第四，八人者竟无一不售。方伯忽大惊曰：“何术之神若此？”余曰：“此易晓耳。顺天、江、浙大省，积卷至万余，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故难预定。若贵州则入试者仅三千人，其科岁试皆在三名以前者，平日能文可知。所惧者八韵诗，五道策，或抬头不谙禁例，及有平仄失粘等病耳。余皆束之于书院中，一月数课，课艺成，皆面指其得失。则以上诸病，渐可以除。闱艺又复过人，宁有不售之理耶？”诸公皆悦服而散。
古诗“青青河畔草”一篇，连用迭字，盖本于《离骚九章》之《悲回风》。
《离骚》以后，学《骚》者宋玉、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骚》，以绝调难学也。陶渊明以后，学陶者韦应物、柳宗元以迄苏轼、陈无己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绝调难学也。庾信《哀江南赋》，无意学《骚》，亦无一类《骚》，而转似《骚》。王维、裴迪《辋川》诸作，元结《舂陵》篇及《浯溪》等诗，无意学陶，亦无一类陶，而转似陶。则又当于神明中求之耳。
《说苑》：“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楫而歌，鄂君举绣被而覆之”云云。此鄂君当亦以封于鄂得名。按《史记楚世家》：“熊渠伐庸扬粤至于鄂，乃立其中子红为鄂王。”《世家》盖据《世本》，是鄂之名已久。即《楚辞》“乘鄂渚而反顾”，亦当在鄂君之前。而地理书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其误已不足辩矣。余戊辰年江行，曾有一绝正之曰：“《楚词》鄂渚由来旧，转说嘉名肇鄂君。一等荒唐不须述，朝为行雨暮行云。”
江夏县有邵陵王庙，祀梁邵陵王纶，香火尚盛。余亦以诗正之云：“一间茅屋荆昭庙，却有层台祀此王。不敢更将碑石读，伤心韦粲死青塘。”
自黄州至汉阳，江岸南北，名山极多。然山名大半起唐宋时，非《禹贡》山川及《汉书地理志》等之旧也。如大别、小别等山，误始于唐李吉甫；内方山、壶头山、乌陵峰等，误始于宋乐史；汉川之赤壁山，误亦始于吉甫；黄冈县之赤壁山，本名赤鼻山，误始于宋苏轼。他若武昌县亦有西塞山，通城县有鸡笼山，皆非旧地。盖辩之不胜辩矣。大别、小别等考，在文集中。江行抵黄州，亦有一绝云：“坡老尚难知赤壁，路人更莫指乌林。惟余鲍照书台在，风月千年是赏心。”盖谓此也。
刘长卿，开、宝进士，《全唐诗》编在李、杜以前，盖计其年代，实与王、孟同时。然诗体格既殊，用意亦迥别。前人以长卿冠“大历十子”，盖以诗境而论，实异于开、宝诸公耳。即如同一谪官也，摩诘则云：“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不特善则归君，亦可云婉而多风矣。若文房之《将赴岭外留题萧寺远公院》则直云：“此去播迁明主意，白云何事欲相留？”殊伤于婞直也。盂浩然之“不才明主弃”，亦同此病，宜其见斥于盛世哉。刘、孟之不及王，亦以此。
有心作衰飒之诗，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岁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飒之诗也。若无心作衰飒之诗，则亦非佳兆，如顾况之“老夫年七十，不作多时别”，柳宗元之“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等诗是矣。余友黄君仲则，方盛年，忽作一诗云：“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余窃忧之。果及中岁而卒。余六十后，忽以不得已事，重赴汉江，将归，同人饯于黄鹤楼江岸，以为不更能作楚游矣。余故反其意，作《留别》一首云：“未觉山公兴便颓，残年短景苦相催。濒行不与仙人别，此世偏应一再来。”或亦自相慰藉之语耳。
武昌鱼虽多，而味稍薄。即以鲟黄鱼而论，产关以东者为最，次则东南沿海。若武昌所产，则味鲜而实薄矣。惟槎头缩头鳊及鳜花，则洞庭湖者为最，其次则武昌、黄州一带江水中。余自九江泝流至汉阳，日市此二鱼自给，饱饭后辄诵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一词，为之神往。
唐崔涂诗：“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因解爱才？”前人每以此二语为祢正平一生定论矣。殊不知非也。知正平者，孔北海以外，惟祖一人，观其谓“惟处士能道祖意中”语，则非不知己可知。其子又能使赋鹦鹉，则赏音复在一家是已。后正平之不得其死，实自取之。若以《春秋》诛意之法断之，则杀正平者仍属曹瞒，非黄祖也。曹瞒不肯居杀士之名，故送之刘表，表名列顾厨，又汉末之好名者，故又转而至黄祖耳。即以三国鼎峙之主而论，诸毛绕涿，便以杀身，谓蜀先主能容之乎？张子布之积薪，虞仲翔之远谪，倘归之孙讨虏，谓讨虏能容之乎？是正平之杀身，本由素定，黄祖特不幸居杀正平之名耳。余前有诗云：“狂生不杀示有容，磨刀仍复及孔融。”非刻论矣。昨过鹦鹉洲有感，又赋一绝云：“一杯酹尔楚江干，雪涕临风感万端。不解爱才仍嫁祸，平心黄祖胜曹瞒。”愿与论世者更决之。其次则杜拾遗之于严武，亦正平之往事也。《云溪友议》以为武欲杀杜甫，冠钩于帘者三，其母徒跣救之，始免。李白之《蜀道难》，为房管、杜甫而作也，事虽不可尽据，然观其赠甫诗“莫倚善题《鹦鹉赋》”一语，则已兆杀机矣。甫之得免祸，亦幸已哉。平心论之，对其子孙斥名其祖父，事本难堪，即以此杀身，亦非尽严武之过也。
潘安仁之斥孙秀微时，苏子瞻之扬章惇阴事，亦皆取祸之道，不可为法。
康熙中叶，大僚中称诗者，王宋齐名。宋开府江南，遂有《渔洋绵津合刻》。相传赵秋谷宫赞罢官南游，过吴门，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见贻，赵归寓后，书一柬复宋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宋衔之刺骨。时王已为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贻之，欲王赋一诗作王、宋齐名之证，王贻以一绝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此时不录集中，见卢运使见曾所辑《山左诗钞》。若平心论之，赵固伤轻薄，然宋岂止不及王，亦并不及秋谷也。至吾乡邵山人长蘅所作诗序，实系阿私所好，不足为据。余过黄州日，忆及此事，亦曾赋诗云：“百年谁续雪堂游？苦竹寒芦起暮愁。毕竟后来才士少，诗名数到宋黄州。”未知诸君子以其言为谛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