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杌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赵汝愚先藉韩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胄防御使，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武三思、韩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持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译文】唐代，张柬之等人杀了张易之、张昌宗以后，便把武后迁到上阳宫。薛季昶说：“二贼虽已被诛杀，但武三思等朋党还消遥法外，斩草不除根，终究会长起来的。”桓彦范却不以为然，他说：“武三思只不过是砧板上的肉罢了，留下他给皇上作工具吧。”薛季昶哀叹道：“我死无葬身之地啊！”不久，武三思叛乱，桓彦范才追悔不已。南宋年间，赵汝愚最早凭借韩胃的力量而打通宫中各路关节，拥立了宁宗。事成后，徐谊说：“胄日后必定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应充分满足他的私欲，而后把他打发到边远的地方。”叶适也对赵汝愚说：“胄所盼望的，只不过是个节度使，应当给他。”朱熹也说：“汝愚应厚赏慰劳胄，不要让他参与朝政。”但赵汝愚认为胄可轻易制服，别人劝说，他都听不进去，只给韩胄一个小小的防御使，韩胄也由此大感失望，于是便枉造了赵汝愚要谋反的祸事。武三思和韩胄这些人都是小人。可武三思有罪，应用征讨的方式除去他；韩胄有功劳，该奖赏他后，再让他远去。铲除武三思宜在武后迁走之时，远逐韩胄应在他还未得志的时候，错过此等良好机会，都无法办得到。五王、赵汝愚都自以为自己手中有权有势，可驾凌于此二人之上还绰绰有余。恕不知凶恶之人的手段远超过豪杰，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豪杰有时疏忽，小人却密谋慎行，且前者向来宽厚，后者却心狠手毒。忠诚的建议不听从，自己造成了这种后果，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