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我的将近四十岁的经历，特别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总是不顺，倒霉透顶。就说我在银行时，我在第二年就当了副科长，业务上也算精通了，但是却与正科长产生了小小的磨擦，这种磨擦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一点点地体现出来的，原因就我的观点同他不一致，可能总是想护着员工或者说好听一点是为员工说话，但这样做就出现了所谓的“抗上”的言行。我在人事部的说服下，就只好到分行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我就是这样一个万金油式的人物，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胜任。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开始发表了我的文章，成为了在研究室的中流砥柱。在一个副行长和几个同事的支持下，我潜心研究国际保理业务，试图将这个国际上新的金融工具引入我国并付诸实践。我为此发表了我的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指导建议。在推广试点中，我们到总行去向银行权威们解释，在分行我们对老一辈的银行家们的传统意识进行反驳。我们不辞辛苦地到有关国外银行驻京办事处与国外的同僚们了解这项业务的最为实际的做法。
　　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们的那位副行长坚决支持我们的开发热情，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战胜之。最终，总行下文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求在北京做试点。我们欣喜若狂。接下来是最为实际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具体的工作全部是我来完成的，因为跟我一起合作的两位同事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业务，只能在有些做法上提示一下我的想法。我反复推敲中国银行与国外保理公司如何签署具体的协议，中国银行如何与国内的进出口公司签署国内的服务协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
　　在这期间，我又与业务部的科长去香港参加了国际保理业务的研讨会。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买有指标的大件，即彩电、冰箱、照相机等等，如果买免税的国外进口货还是便宜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坦率地讲我们太乡土气息，虽然我们来自中国的首都，但是衣着穿戴还是显得非常的土里土气。我受过高等教育，对国外的情况有着理论上的了解，所以处处我们都比较谨慎，不愿显出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开始用英语来与国外银行界人士交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首次与韩国和台湾的人士接触，深刻感到韩国人对中国大陆来人的热情，他们临别时都依依与我们拥抱话别；而台湾人士却显得拘谨，言谈话语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说话又非常谨慎，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两岸没有任何的接触。
　　我们成功的第一个保理协议是与德国的一家银行下属的保理公司签订的。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双方的有关协议，最后确定下来。那天，我们还特地邀请了总行的领导和分行的领导们，把签字仪式搞得比较引人瞩目，并发表在国内金融杂志上，这就成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开始。
　　然而，就在我醉心在这个领域，并希望努力开发这个业务时，我要求去业务部的努力遭到拒绝，业务部门的领导害怕我这个人不好管理，就不同意让我回到业务部门。因此我只好下决心离开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后来我得知，同我合作的两个同事，一个调走，另一个有机会给派到加拿大分行工作四年。我又得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率先成立了国际保理公司，而且全部的做法都是依照我的理论去做的，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业务的人们竟然搞起了这项业务。
　　我从此离开了金融界，这个我曾经为之而奋斗的领域，搞起了对外贸易，而且搞的是服装。从对外贸易知识本身我没有什么问题，摆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掌握服装的技术和贸易常用词汇，这样就可以在对外谈判上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想到合资企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