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正常地运作，业务越来越忙，我努力接好每一个订单，监督每一个进出厂的集装箱，把企业看成了是自己的，我希望我们的公司人财两旺。可是我的母亲却因身体不行病逝在小媛所在的医院里，看到她老人家临终前的痛苦表情，我的心为之震撼不已，眼泪顺着脸夹不停地流下来。人生是多么短暂，所以只有把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样做，到底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和社会，我也是分不清，我也不想分清。小媛里里外外地忙着，换衣服，用床单包好送太平间，又联系火葬厂。我们都默默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我在这其间也没有中断过工作。我以极大的毅力领导着工厂和公司。我非常感谢她对我母亲的一片孝心。
　　两年多过去了，公司发展了，但我却没有挣到什么钱，当然也就无法谈及拿回家里多少钱。我应得的钱全部放在公司的帐上滚动。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低谷，公司的业务也开始出现问题，订单不大，又难做，工人的工资出现拖欠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人帮助我，我苦苦地挣扎，每天面对的就是钱。实际上，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问题，但员工和董事会却不认为是这样，他们只是考虑眼前的利益。我为之非常苦恼，又不愿意将工作上的烦心事在家里反映出来。我始终认为，男人在外的事不管多么麻烦，但不能带给家里，家就是家，而不是别的。我辛苦一天，无穷的压力，回到家中就想能够轻松下来，没有烦恼和压力。然而我在家里却没有找到这种家庭的舒适感。比如说，我越没有钱的时候，她非要买大件的东西；一买东西就高兴；总是提钱的事等等。总之就是这样，无形的压力袭扰着我不能自拔，不知道是我自己给自己加压还是来自家庭或外界。
　　工作上劳累过度和烦恼，使我在寻找新的安谧的乐土。这个时候，阿红以她那聪明和善良，撞开了我的封闭的心，我发现我所追求的不是人的外表，而是她无暇的身躯和真诚的心。我们相爱了。但是我们很清楚，我是有家室的，怎么才能摆平我和阿红和我和小媛之间的关系呢阿红没有提出任何非份之想。我们平静地面对现实，在我为工作心烦意乱的时候，是她给我理解和支持；在紧张的加班中，又是她冲在最前面，从来没有怨言；在我们登山时，我们共同携手前进，站在那耸入云霄的山峰上，我们忘却了一切，两颗心贴得是那么近。
　　一天晚上，董事会突然召开，作为外方的总经理，我面对其他董事的一致决定无可奈何，董事会决定中方提前终止合资企业合同。我流落失所地从工厂里出来，回到北京的办公室，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懑和怨恨，我想找个人说一说，但是我又不敢告诉小媛我的事。几次我拿起电话，又都给放下了。此时我的心境是平静的，我只好去考虑我最困难的时候怎么办。阿红来电话，我告诉了她目前的情况，她虽然不懂的事业上的风险，但是她爱我，所以就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想方设法帮助我。我这时候已被某个债权人派人天天跟着，甚至安排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所谓黑道上来我的办公室，威胁我，那时我就无法再回家了。事发之后，小媛给我送过衣服，我告诉了她我的情况，同时她也看到了我身不由己的处境。她可能太不了解我的事业，所以没有很大的反应，也许她认为我有钱，也许是别的什么，总之在后面几个月中就没有了她的音讯。我元旦和春节时回了家，但我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关心，特别是来自小媛的，给我的却是冷遇和回避。我等于在春节的几天带着我儿子玩。我问她的父母，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对我不利的话，他们告诉我没有。那为什么小媛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到了晚上就找借口出去，她从来就不打麻将，这年的春节，她竟然到外面去打麻将。这种反常的行为，她的父母却没有察觉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怀疑可能是有人告诉了我和阿红的事。初五那天我回到我父亲那里，一见到他老人家，我就痛哭一阵，只有这个地方是我痛哭的地方，也只有我父亲能够理解我的苦楚。从此我的心就彻底凉了，而且就再也没有回到小媛家里。可是我却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当然不愿意由于我们的离异给孩子造成深深的伤害。我逃避我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感情世界。我一个人回到办公室里，躺在沙发上，心里酸楚得很，事业上的失意和感情的失落，是我一晚上没有合眼，泪水涌不住地留下来，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内心的苦，排解我不能在外面或者当着别人的面不能表露出来的痛苦。我坐在办公桌前，提笔给阿红写信，我知道这封信是不可能寄出去的，但是我此时想到，如果阿红此时在我的身旁该多好呀。可是她回家过年了，而且带着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