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所以性观念开放，其实是与李氏王朝出于关陇一带；身上有着少数民族鲜卑血统分不开。
　　所以在男女关系上不如中原的一些世家大族那么严格；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风气空前开放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挥挥洒洒地回味着大唐一代开放的同时，又在心中鞭笞有宋以来迂腐的理学观念对妇女的束缚和摧残。
　　整个理学观念的形成中，南宋的朱熹应该说是做孽最深；这个老棒子为了推行自己的狗屁学说，上千年来摧残的妇女数以亿记；可谓罄竹难书。
　　宋代出了几个大儒创立了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的方法治经的理学，使中国的学术思想以至风俗制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对社会的婚姻道德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理学家以“穷天理，灭人欲”作为理想的道德原则，因而对贞节问题看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他们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提到“天理”、“自然”的高度。
　　只准丈夫出妻休妻，不准妻子主动要求离婚。
　　北宋仁宗时的理学家程颐更将贞节观念推向了极端，他在回答“当孀妇穷而无所依托，是否可改嫁”时，断然说道：“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段话经过其他理学家的一再宣扬，成为理学的一句名言，影响极为深远。
　　需要看到的是有关妇女贞节观念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乃至成为一种体系是有个过程的，加上形成初期在传播时间和范围上的限制；因而在北宋时代当时社会上还是不讳妇女改嫁，就是在宗室、士大夫阶层，妇女改嫁的事例也很多。
　　两宋的法律规定，丈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予妻子改嫁或离婚。
　　北宋初宰相薛居正的儿媳柴氏，早寡无子，柴氏就打算尽携货财改适别人；当时朝中另一官员名叫向敏中也曾向柴氏求婚。
　　名德众望的大臣范仲淹，幼年丧父；其母谢氏改嫁淄州长山县朱氏，范亦改姓朱。
　　范仲淹做官后才奏请朝廷准其恢复本姓，又在苏州创设义庄；赡养范氏宗族，其中规定，妇女再嫁可得20贯作为嫁资，与男子娶妇所得相同，仅比妇女初嫁少10贯，而男子再娶则一文不给。
　　程颐反对妇女改适，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也难以实践自己的说教。
　　程颐兄程颢之子死后，其妻王氏改嫁章氏之子；程颐不曾出面劝阻，只是谢绝了王氏的礼物而已。
　　甚可笑的是，程颐的甥女婿死后...完整阅读请扫描二维码下载丁香书院APP免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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