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王昌龄隐居
　　宿王昌龄隐居
　　常建
　　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常建和王昌龄是开元十五年（727）同科进士及第的宦友和好友。但在出仕后的经历和归宿却不大相同。常建“沦于一尉”，只做过盱眙县尉，此后便辞官归隐于武昌樊山，即西山。王昌龄虽然仕途坎坷，却并未退隐。题曰“宿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
　　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本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即写夜宿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王昌龄住处清贫幽雅，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即所谓“茅亭”。屋前有松树，屋边种花，院里莳药，见出他的为人和情趣，独居而情不孤，遁世而爱生活。常建夜宿此地，举头望见松树梢头，明月升起，清光照来，格外有情，而无心可猜。想来明月不知今夜主人不在，换了客人，依然多情来伴，故云“犹为君”，“君”指王昌龄。这既暗示王昌龄不在，更表现隐逸生活的清高情趣。夜宿茅屋是孤独的，而抬眼看见窗外屋边有花影映来，也别具情意。到院里散步，看见王昌龄莳养的药草长得很好。因为久无人来，路面长出青苔，所以茂盛的药草却滋养了青苔。这又暗示主人不在已久，更在描写隐逸情趣的同时，流露出一种惋惜和期待的情味，表现得含蓄微妙。
　　末联便写自己的归志。“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语，表示将与鸾鹤仙灵为侣，隐逸终生。这里用了一个“亦”字，很妙。实际上这时王昌龄已登仕路，不再隐居。这“亦”字是虚晃，故意也是善意地说要学王昌龄隐逸，步王昌龄同道，借以婉转地点出讽劝王昌龄坚持初衷而归隐的意思。其实，这也就是本诗的主题思想。题曰“宿王昌龄隐居”，旨在招王昌龄归隐。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孟一派。
　　（倪其心）
　　题破山寺后禅院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馀钟磬音。
　　破山在今江苏常熟，寺指兴福寺，是南齐时郴州刺史倪德光施舍宅园改建的，到唐代已属古寺。诗中抒写清晨游寺后禅院的观感，笔调古朴，描写省净，兴象深微，意境浑融，艺术上相当完整，是盛唐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
　　这首诗题咏的是佛寺禅院，抒发的是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诗人在清晨登破山，入兴福寺，旭日初升，光照山上树林。佛家称僧徒聚集的处所为“丛林”，所以“高林”兼有称颂禅院之意，在光照山林的景象中显露着礼赞佛宇之情。然后，诗人穿过寺中竹丛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使诗人惊叹，陶醉，忘情地欣赏起来。他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欢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尘世杂念顿时涤除。佛门即空门。佛家说，出家人禅定之后，“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维摩经。方便品》），精神上极为纯净怡悦。此刻此景此情，诗人仿佛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摆脱尘世一切烦恼，象鸟儿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似是大自然和人世间的所有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钟磬之音，这悠扬而宏亮的佛音引导人们进入纯净怡悦的境界。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幽美绝世的居处，领略这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自己遁世无闷的情怀。
　　这是一首律诗，但笔调有似古体，语言朴素，格律变通。它首联用流水对，而次联不对仗，是出于构思造意的需要。这首诗从唐代起就备受赞赏，主要由于它构思造意的优美，很有兴味。诗以题咏禅院而抒发隐逸情趣，从晨游山寺起而以赞美超脱作结，朴实地写景抒情，而意在言外。这种委婉含蓄的构思，恰如唐代殷璠评常建诗歌艺术特点所说：“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河岳英灵集》）精辟地指出常建诗的特点在于构思巧妙，善于引导读者在平易中入其胜境，然后体会诗的旨趣，而不以描摹和词藻惊人。因此，诗中佳句，往往好象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惊叹。而其佳句，也如诗的构思一样，工于造意，妙在言外。宋代欧阳修十分喜爱“竹径”两句，说“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后来他在青州一处山斋宿息，亲身体验到“竹径”两句所写的意境情趣，更想写出那样的诗句，却仍然“莫获一言”（见《题青州山斋》）。欧阳修的体会，生动说明了“竹径”两句的好处，不在描摹景物精美，令人如临其境，而在于能够唤起身经其境者的亲切回味，故云难在造意。同样，被殷璠誉为“警策”的“山光”两句，不仅造语警拔，寓意更为深长，旨在发人深思。正由于诗人着力于构思和造意，因此造语不求形似，而多含比兴，重在达意，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盛唐山水诗大多歌咏隐逸情趣，都有一种优闲适意的情调，但各有独特风格和成就。常建这首诗是在优游中写会悟，具有盛唐山水诗的共通情调，但风格闲雅清警，艺术上与王维的高妙、孟浩然的平淡都不类同，确属独具一格。
　　（倪其心）
　　三日寻李九庄
　　三日寻李九庄
　　常建
　　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
　　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
　　诗的题材很平常，内容也极单纯：三月三日这一天，乘船去寻访一位家住溪边的朋友李某（“九”是友人的排行）。头一句写这次行程的出发点──杨林东渡头的景物。顾名思义，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渡口生长着一片绿柳。出发时潇潇春雨已经停歇，柳林经过春雨的洗涤，益发显得青翠满眼，生意盎然。这清新明丽的景色，为这次轻松愉快的游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气氛；雨后必然水涨，也为下句“荡轻舟”准备了条件。
　　第二句写舟行溪中的愉快感受和诗意联想。因为是三月三日乘舟寻访友人，这个日子本身，以及美好的节令、美丽的景色都很容易使诗人联想起历史上著名的山阴兰亭之会。诗人特意标举“永和三日”，读者即可以从这里引发出丰富的联想，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清丽画图，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欢乐场面。
　　三四两句转写此行的目的地──李九庄的环境景色。故人的家就住在这条溪流岸边，庄旁河岸，有一片桃林。三月初头，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让人自然联想起夹岸桃花的武陵源。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正是暗用桃花源的典故，把李九庄比作现实的桃源仙境，不过用得非常自然巧妙，令人浑然不觉罢了。张旭《桃花矶》说：“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同样暗用桃源之典。但张诗以问语作收，得摇曳不尽之致；常诗以直叙作结，见兴会淋漓之情。机杼虽同，而意趣自异。
　　以上所说的，是把三四两句理解为诗人到达李九庄后即目所见的情景。这境界、情调已经够优美了。但细味题目中的“寻”字，却感到诗人在构思上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三四两句，实际上并非到达后即目所见，而是舟行途中对目的地的遥想，是根据故人对他的居处所作的诗意介绍而生出的想象。诗人并没有到过李九庄，只是听朋友说过：从杨林渡头出发，有一条清溪直通我家门前，不须费力寻找，只要看到一片繁花似锦的桃林，就是我家的标志了。这，正是“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这种诗意遥想的由来。不妨说，这首诗的诗意就集中体现在由友人的提示而去寻访所生出的美丽遐想上。这种遐想，使得这首本来容易写得比较平直的诗增添了曲折的情致和隽永的情味，变得更耐人涵咏咀嚼了。
　　（刘学锴）
　　塞下曲四首（其一）
　　塞下曲四首（其一）
　　常建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干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周笃文）
　　野老歌
　　野老歌
　　张籍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张籍是新乐府运动的健将之一，“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其乐府诗之精神与元、白相通；而具体手法略有差异。白居易的讽谕诗往往“意激而言质”，篇幅亦长，故不免有尽、露之疵累。而张籍的乐府，如这首《野老歌》作法就不同。
　　诗共八句，很短，但韵脚屡换。诗意可按韵的转换分为三层。前四句开门见山，写山农终年辛劳而不得食。“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山”字两见，强调这是一位山农（诗题一作《山农词》）。山地贫瘠，广种薄收，“三四亩”收成不会很多。而深山为农，本有贫困而思逃租之意。但安史乱后的唐王朝处在多事之秋，财政困难，封建剥削无孔不入。“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苗疏”意味收成少，收成少而“税多”，必然产生劳动者“不得食”的不合理现象。如仅仅写到粮食“输入官仓”那样一种司空见惯的事实为止，深度还不够，而“化为土”三字的写出，方才揭示出一种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老农终年做牛马，使土地长出粮食；一方面是官家不劳而获，且轻易把粮食“化为土”，这实际上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关系。好在不但表现出老农被剥夺的痛苦，而且表现出他眼见心血被践踏的痛心。所以，虽然只道事实，语极平易，读来至为沉痛，字字饱含血泪。
　　五、六句写老农迫于生计不得不采野果充饥，仍是直陈其事：“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可是，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事实：辛苦一年到头，赢得的是“空室”——一无所有，真叫人“何以卒岁”！冬来农闲，辛苦一年的农具可以傍墙休息，可辛苦一年的人却不得休息。粮食难收，却“收橡实”。两句内涵尚未尽于此，“呼儿登山”四字又暗示出老农衰老羸弱，不得不叫儿子一齐出动，上山采野果。橡实乃橡树子，状似栗，可以充饥。写“呼儿登山收橡实”，又确有山居生活气息，使人想到杜甫“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深谷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名句，没有生活体验或对生活的深入观察，难以写出。
　　老农之事，叙犹未已，结尾两句却旁骛一笔，牵入一“西江贾客”。桂、黔、郁三江之水在广西苍梧县合流，东流为西江，亦称上江。“西江贾客”当指广西做珠宝生意的商人，故诗中言“珠百斛”。其地其人与山农野老似全不相干，诗中又没有叙写的语言相联络，跳跃性极显。然而，一边是老小登山攀摘野果，极度贫困；一边是“船中养犬长食肉”，极度奢靡，又构成一种鲜明对比。人不如狗，又揭示出一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豢养于船中的狗与猎犬家犬不同，纯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形象本身也能引起意味深长的联想。作者《估客乐》一诗结尾“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手法与此略同，但有议论抒情成分，而此诗连这等字面也没有，因而更见含蓄。
　　全诗似乎只摆一摆事实就不了了之，象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与“卒章显其志”的作法完全相反，但读来发人深思，诗人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揭露现实极其深刻。其主要的手法就在于形象的对比。诗中两次对比，前者较隐，后者较显，运用富于变化。人物选择为一老者，尤见封建剥削之残酷，及世道之不合理，也愈有典型性。篇幅不长而韵脚屡换，给人活泼圆转的印象；至如语言平易近人，又颇有白诗的好处。
　　（周啸天）
　　猛虎行
　　猛虎行
　　张籍
　　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
　　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
　　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
　　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是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是写社会上某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点出猛虎所居，及其大胆妄为之状：“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猛虎本出入深邃幽暗的山林，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绕村寻衅，比喻恶势力依仗权势，肆意横行。两句发端立意，统领全篇。
　　接着，步步深入地刻画老虎的凶恶残暴、肆无忌惮之举。
　　“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傍晚之际，猛虎孤身在大路上捕食生灵。这富有启迪性的诗句，不禁使人们想到羽林军的“楼下劫客楼上醉”，宦官们名买实夺的“宫市”，方镇们的“政由己出”，屠城杀人，以及贪官们的税外“赋敛”羡余，这些不都是趁朝廷黯弱之际的“当道”捕食吗？慑于猛虎的淫威，山中的麋鹿不敢有半点动静，喻指当时社会上一片恐怖，善良的劳动人民只好战战兢兢、忍气吞声地生活。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也是一种人世社会的借喻。它深刻揭示当时社会的恶势力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联系，皇亲国戚，豪门大族，利用封建宗族和裙带关系，结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各霸一方，危害百姓。
　　猛虎施虐为害，受害最深的要算靠近虎穴的山村了：“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黄犊”即小黄牛。黄牛是农家的重要生产资料，“取犊”而去，民何以堪！这两句表面是说老虎把爪牙伸向了附近的山庄，把农家的小黄牛咬死、吃掉，实则是写人中之“虎”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虐害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的情形。
　　描写“猛虎”之害，至此已淋漓尽致，最后笔触转向“射虎”之人：“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五陵是长安西北的地名，因汉代的五个皇帝的陵墓于此而得名。五陵年少，一般指豪侠少年。这两句，字面是说，这些猛虎作恶多端，就连那些号称善于骑射、以豪侠自命的人也不敢惹，只是来到林下看看它们的行迹。实际上是讽刺朝廷姑息养奸，为掩人耳目，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空来看行迹”，含有辛辣的嘲讽。
　　诗人胸中怨悱，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眇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隐然蕴于其内。全诗处处写猛虎，句句喻人事；写“虎”能符合虎之特征，寓事能见事之所指，寄思遥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见无穷感慨。
　　（傅经顺）
　　节妇吟
　　节妇吟
　　张籍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此诗一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中唐以还，藩镇割据，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张籍是韩门大弟子，他的主张统一、反对藩镇分裂的立场一如其师。这首诗便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勾引而写的名作。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你虽有一番‘好意’，我不得不拒绝。”这就是张籍所要表达的，可是它表达得这样委婉，李师道读了，也就无可奈何了。
　　（钱仲联徐永端）
　　牧童词
　　牧童词
　　张籍
　　远牧牛，绕村四面禾黍稠。
　　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
　　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
　　隔堤吹叶应同伴，还鼓长鞭三四声：
　　“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
　　这首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是用一个牧童的口吻写的。
　　因为村子四周禾黍稠密，怕牛吃了庄稼，所以把它远远地放入陂中。沿河的陂岸，泉甘草美，真是个放牧的好地方；放到这儿来的牛可多着哩！牛自由自在的吃草，喝水，牧童又何尝不想到山坡上和别的放牛娃去玩一会儿；可是讨厌的鸟儿，在天空盘旋。它们饿了，老是要飞到牛背上去啄虮虱。怎能丢下不管呢？牛性是好斗的，特别是牧童放的这头小白牛更淘气，它时而低头吃草，时而举头长鸣。这鸣声该不会是寻找触角的对象的信号吧？真叫人担心，一刻也不能离开它。此时，牧童耳边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人卷着芦叶在吹口哨。他知道是他的同伴放着牛在堤的那一边，于是他也学着样儿，卷着叶子吹起来，互相应和；一面监视着这正在吃草的牛，抖动几下手里的长鞭，并且向牛说了下面两句警告的话。这话里是有个典故的。
　　原来，北魏时，拓跋辉出任万州刺史，从信都到汤阴的路上，因为需要润滑车轮的角脂，派人到处生截牛角，吓得老百姓不敢把牛放出来。这一横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牧童们谁都知道。“官家截尔头上角”，是这牧童挥鞭时随口说出来的。这话对无知的牛来说，当然无异“弹琴”，可是在牧童却认为是有效的恐吓。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唐朝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内战不停。官府借口军需而抢夺、宰杀民间耕牛，是极常见的事。和张籍同时的诗人元稹在《乐府古题。田家词》里就有所反映：“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车驾车食牛肉。”连肉都被吃光，那头上两只角截下熬角脂，自然不在话下！这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对于这种现实，张籍这诗里并未作任何描写，只是结尾时借放牛娃的口，轻轻地点了一下，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人民对官府畏惧和对抗的心情，也就可以想见了。
　　全诗十句，是一幅绝妙的牧牛图。前八句生动曲折地描绘了牧场的环境背景、牧童的心理活动和牛的动态，情趣盎然。然而诗的主题并不在此；直到最后两句，我们才能看出诗人用意之所在。从前面八句转入最后两句，如信手拈来，用笔十分自然；寓尖锐讽刺于轻松调侃之中，用意又是多么的明快而深刻！
　　诗歌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话，表现出一种“由工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马茂元）
　　湘江曲
　　湘江曲
　　张籍
　　湘水无潮秋水阔，湘中月落行人发。
　　送人发，送人归，白蘋茫茫鹧鸪飞。
　　张籍的乐府诗，白居易曾有过“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的评价。他宦游湖南时写的《湘江曲》，更是语浅情深、看似平常然而奇崛的一首。
　　这首诗，寓新语于古风，写来浅白轻灵而富于情韵。诗的首句先点染秋日湘江的景色。秋日湘江，无风无浪，放眼望去，更显得江面开阔。七个字中出现两个“水”字，这是诗词中常见的“同字”手法。前一个“湘水”，点明送行的地点，后一个“秋水”，点明时令正是使离人多感的秋天，笔意轻捷而饶变化。联系全诗送别的情境来理解，秋江的无潮正反衬出诗人心潮难平；秋江的开阔正反照出诗人心情的愁苦郁结。次句“湘中月落行人发”，具体交代送行的时间，是玉兔已沉、晨光熹微的黎明时分。第一句着重写空间，第二句着重写时间，而且，次句开始的“湘中”和首句开始的“湘水”，“湘”字重复，不仅加浓了地方色彩的渲染，也加强了音韵的回环往复之美。流利自然，是乐府诗的特色之一，而在句式上用了长短句，是获得流利自然的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首诗的后半首就是这样。“送人发，送人归”，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紧承第二句，前后连用三个“人”字，两个“送”字，两个“发”字，加强了诗的珠走泉流回旋复沓的旋律，再加上“发”与“归”的渐行渐远的进层描写，就对送别的意绪作了反复其言的充分渲染。如果说，前面两个七字句弹奏的还是平和舒缓的曲调，那么，“送人发，送人归”，则为变奏之声，急管繁弦，就“凄凄不似向前声”了。最后一句是写斯人已去的情景。“白蘋茫茫”是江上所见，回应开篇对秋江的描写，诗人伫立江边遥望征帆远去的情态，见于言外：“鹧鸪飞”是写江边所闻，和茫茫的白蘋动静互映，那鹧鸪的“行不得也，哥哥”的啼鸣，仿佛更深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的离愁和怅惘。这种以景结情的落句，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姚合《赠张籍》）张籍这首诗，特别是他的那些优秀的乐府诗章，浅语皆有致，淡语皆有味，达到了语浅情深、平中见奇的艺术境界，因而为人们所传唱。
　　（李元洛）
　　成都曲
　　成都曲
　　张籍
　　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诗通过描写成都市郊的风物人情和市井繁华景况，表现了诗人对太平生活的向往。因为这诗不拘平仄，所以用标乐府体的“曲”字示之。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何等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刘光祖《万里桥记》：“罗城南门外笮桥之东，七星桥之一，曰长星桥者，古今相传，孔明于此桥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后因以名。或曰：“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诸葛亮集》）。这是桥名来历。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傅经顺）
　　夜到渔家
　　夜到渔家
　　张籍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
　　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
　　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
　　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
　　这首《夜到渔家》，一本作《宿渔家》。张籍用蘸满感情的笔墨描绘了前人较少触及的渔民生活的一个侧面，题材新颖，艺术构思富有独创性。
　　春天的一个傍晚，诗人行旅至江边，映入眼底的景色，萧索而落寞。诗人一开头就展示渔家住所的典型特征：茅舍简陋，靠近僻远江口，便于出江捕鱼。时值潮涨，江潮侵入了柴门。诗人在柴门外窥望，发现屋里阒无一人。诗人为何在门外徘徊张望呢？原来他要在这户渔民家里投宿，而屋主人却还未回家。“行客欲投宿”，暗示时已临晚，而“主人犹未归”，则透露出主人在江上打渔时间之长，其劳动之辛苦不言而喻。此时此刻，诗人只好在屋外踯躅，等待，观看四周环境：竹丛暗绿而幽深，乡间小路蜿蜓伸展，前村还在远处；诗人焦急地眺望江面，江上渔船愈来愈稀少。一个“远”字，隐隐写出诗人急于在此求宿的心境。“月出”，表明夜已降临。“钓船稀”则和“主人犹未归”句，前后呼应，相互补充。
　　面对这冷落凄清的境界，诗人渴望主人归来的心情更加迫切。他不断眺望江口，远远看见一叶扁舟向岸边行来，渔人正寻沙岸泊船，他身上的蓑衣在春风中飘动。期待已久的渔人大概回来了吧！诗人喜悦的心情陡然而生。结尾一句，形象生动，调子轻快，神采飞扬，极富神韵，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凝聚了诗人对渔民的深情厚意。
　　这首诗语言浅切流畅，活泼圆转。“春风动草衣”句写得尤为传神。正如清人田雯评价张籍诗歌特色时所指出的那样：“名言妙句，侧见横生，浅淡精洁之至。”（《古欢堂集》）
　　（何国治）
　　秋思
　　秋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说客居洛阳，又见秋风。平平叙事，不事渲染，却有含蕴。秋风是无形的，可闻、可触、可感，而仿佛不可见。但正如春风可以染绿大地，带来无边春色一样，秋风所包含的肃杀之气，也可使木叶黄落，百卉凋零，给自然界和人间带来一片秋光秋色、秋容秋态。它无形可见，却处处可见。作客他乡的游子，见到这一切凄凉摇落之景，不可避免地要勾起羁泊异乡的孤孑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悠长思念。这平淡而富于含蕴的“见”字，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三、四两句，撇开写信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内容，只剪取家书就要发出时的一个细节——“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诗人既因“意万重”而感到无从下笔，又因托“行人”之便捎信而无暇细加考虑，深厚丰富的情意和难以表达的矛盾，加以时间“匆匆”，竟使这封包含着千言万语的信近乎“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无题四首》）了。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行人就要上路的时候，却又忽然感到刚才由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复恐”二字，刻画心理入微。这“临发又开封”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添写几句匆匆未说尽的内容，不如说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担心。（开封验看检查的结果也许证明这种担心纯属神经过敏。）而这种毫无定准的“恐”，竟然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开封”的决定，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重”的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如果真以为诗人记起了什么，又补上了什么，倒把富于诗情和戏剧性的生动细节化为平淡无味的实录了。这个细节之所以富于包孕和耐人咀嚼，正由于它是在“疑”而不是在“必”的心理基础上产生的。并不是生活中所有“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现象都具有典型性，都值得写进诗里。只有当它和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显出它的典型意义。因此，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在“见秋风”、“意万重”，而又“复恐匆匆说不尽”的情况下来写“临发又开封”的细节，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典型化，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写。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是深得张籍优秀作品创作要旨和甘苦的评论。这首极本色、极平淡，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诗，似乎可以作为王安石精到评论的一个生动例证。
　　（刘学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