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气升清话“补中”
　　名医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生处战乱之世，民多饥馑、寒冷与精神刺激。由足疾病丛生，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往往乏效。东垣在其历久之医疗实践中，体察此等诸因最易耗人元气，伤人脾胃。因而倡导“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论，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强调理脾胃，升中气，并自制补中益气汤方。
　　补中益气汤擅治劳倦伤脾、谷气不胜、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之证，为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之剂：方用甘温之品升其阳气，以达阳春升生之令，其中黄芪补益肺气，肺气有权则卫护皮毛而实腠理，自汗叮止。元气不足，气促懒言，补之以人参。心火过甚，烦热内生，泻之以汁草。白术健脾，当归和血，陈皮调气。升柴以清轻之质，引发胃气上腾而复归本位。全方能益脾肺之气，散在表之寒，升下陷之阳。适用于脾肺气虚而见发热、自汗、少气懒言、体倦肢软、面咣便溏、脉洪虚软、舌淡苔白等证。亦可治疗气虚下陷之脱肛、子宫下垂、久泻、久痢、久疟及诸清阳下陷之证。故此方属于温而兼燥，补而兼升之剂。于阴虚、阳虚、阴阳俱虚，上盛下虚及肝肾精血亏损之人则犹若冰炭之不相宜矣。
　　清·魏玉横于《续名医类案》中持有异议：“补中益气汤为东垣治内伤外感之第一方，后人读其书者，鲜不奉为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类多真阴不足，上盛下虚者十居八九，即遇内伤外感之证，投之辄增剧。”
　　上述两者之间其实并无抵牾，盖东垣制为补中益气汤，用以治疗气虚下陷之证，原不用以治疗真阴不足。东垣生活于战乱频仍之年，且地处北方，气候高燥，每易损伤脾胃而使阳陷入阴．其制此方，出于当时治疗之需要，本无可訾之处。而魏氏生于清代升平之时，处东南卑湿之地、鱼盐之乡，物阜民丰，淫欲日恣，则真阴易耗。凡此类者，固不可投补中益气，即稍涉温燥．恐亦不受。故魏氏又曰：“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禀赋各殊耳。”此为智者平心而论、见道之言也。
　　自古迄今，成方之多正不知其数者也。一方有一方之主治功能及适应证候，方本无过，全在医家之善用不善用耳。魏氏所说虽确有至理，于今临证所见，沪地自多真阴亏损、上实下虚之人．而适于用补中益气汤治疗者，仍不乏其人。然余于使用补中益气汤之过程中，体会其有如下特点：其一是现今之患者少见单纯之中气下陷病证，每常兼夹他病，气虚下陷仅为主症或主因。故此类患者处方时不可纯用补中益气汤，宜随辨证加减化裁。其二患者易见全身性气虚证候或中气不足，常难见到下陷征象。临证时务必细心体认，方不致误。其三气虚之脉可见大而无力或细软无力。气陷轻微者，脉象常常不显特殊，而气陷严重者，可见寸弱尺强之脉。
　　今略举病例五则，以说明补中益气汤的部分功效。
　　（一）益气升清，头痛可医
　　某商店艺徒杨女，数年来苦前额疼痛，时发时止，屡服川芎茶调散及西药不效。一日痛复增剧，相邀余治。诊见脉细苔薄，自诉略有感冒。余诊此女中气虽弱，而当时以治标为急。投疏表、祛风、止痛、化痰之剂不应，感冒亦无好转。因思患者体倦乏力是中气之衰微；额痛作止不常为气虚清阳不升使然；而感冒之药非借元气以行其药势，则药效难以发挥。故治疗之关键当益中气、升清阳以健脾胃、实腠理。投补中益气汤加白芷，两帖感冒解，头痛大减，又三帖头痛如失，后竟不复作。
　　按：《医宗必读》云：“头为天象，六腑诸阳之气，五脏精华之血，皆会于此。故天气六淫之邪，人气五脏之变，皆能相害。”因而头痛原因有外感，有内伤，有虚有实。而虚证之中，气虚下陷清阳不升，可见头痛作止不常，且多绵绵而痛，兼见倦怠乏力，易于感冒。上述病证即属此类，故用补中益气汤补气升清，佐白芷既除风寒又善治头痛。古方神白散用白芷、甘草、姜葱、豆豉治风寒外感，杨吉老以一味白芷为丸，治头痛如神，名曰都梁丸，已成千古名方。加入补中益气汤中，则标本兼顾而药到病除矣。
　　（二）升脾化饮，痰嗽能治
　　于部徐某，年届四旬，常患咳嗽，入冬辄发。每服开肺化痰之宁嗽露，可以渐安，因而发必服之，已成案头常备之物。咳止后稍感寒邪又必复作。如此经历数个冬天，病终不除。1975年2月间就治于余，询知平素精神不振，胃纳不馨，饱食即胀满不舒、心下塞闷，大便软溏，日行二、三次。脉则细小，两尺软弱，舌质暗淡，苔呈薄白。闻其咳声轻浅无力，痰多而稀薄，断为气虚脾阳不运，兼水寒射肺而咳也。投补中益气汤加干姜、五味子，三剂而安，后亦不发。方为：
　　党参9g黄芪9g当归9g焦白术9g陈皮4．5g升麻3g柴胡3g炙草3g五味子3g于姜1．5g
　　按：此为气虚下陷兼有痰饮之证，故以补中益气汤健脾升阳，配入干姜、五味化饮敛肺，双管齐下故收捷效。
　　（三）气陷腹痛，须仗补中益气
　　会计王某，年过五旬，素来健康无病。是年于乡下营建房屋，操持过甚。数日后，自觉脐下气海穴内隐隐作痛，时轻时剧。脉弦软，苔薄白。按其腹部绵软，且得按则痛减，故虑其气虚。予六君子汤，不效。更加归、芍以调和肝脾，亦不知。余反复推究病情，思必因负重过度，而致中气下陷。前方有益气之能，而乏升举之力，法当补而兼升。且用力不当每致气滞，气滞则血亦不畅，理宜兼顾。因此给予补中益气丸及三七片同服。丸药每日三次，每次10g。片剂仅服常量之半，日服二次，每次二片。三日后腹痛止。为巩固疗效计，嘱续服补中益气丸250g，三七片二瓶。以后直至退休，未闻腹痛重作也。
　　（四）子夜晕厥，应用泻火升提
　　某商店经理甘先生，三十八岁。1978年诊，患者形躯肥胖，素体尚健。然近年余以来，却患一奇症：每晚睡至半夜辄醒。四肢不能动弹，口不能言，但心中了了，外界之声响及家人之活动，悉知悉见。如此经历两小时许，即自行复常，自昼除稍感疲劳外，并无他异。时至夜半，病必复作。循此规律周而复始。虽经中西医药多方治疗，略无征验。嗣后，在某区中医院住院四十天，医家从“怪病皆属于痰”立论，药用二陈汤加味，予以行气化痰，服三十多帖，未见影响。出院后来就余诊。余察其脉象细软，而两手寸脉尤见细弱．左尺搏大鼓指。推详脉证，是“阳气下陷阴中”之见证。夜半虽阴气极盛，而子时为一阳初生之时，阳气来复，阴霾渐退。值此阴阳交替之候，阳当渐壮而胜阴，缘患者阳气下陷，滞于阴中，无力升腾，是故阳气当升而不能升；又因阴中阳气内郁，阻碍阴阳进退之路，故阴气当退而不能退。如此便使阴阳之气不能顺利交替接续。而上述诸证见焉。经二小时许进人丑时，阳气渐旺则阴气渐退，由是正阳升发，则一切复常。既然病机若此，则本病之治疗，当“升提下陷之阳气，清泄下焦之阴火。”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治之。方为：
　　黄芪12g焦白术9g陈皮6g升麻3g柴胡3g党参9g炙甘草3g当归9g黄柏9g
　　服药首剂，病即未发，连服_J帖，夜夜安然无恙。复诊时左尺之脉已平，原方去黄柏，即单用补中益气汤方，又服一周，病均未发，就此停药。至今近二_卜年，夜夜安然人梦乡。
　　（五）气虚阳衰地道不通，温润益气清升浊降
　　革命前辈徐大姐，于古稀高龄苦便秘不通。初服通便药片，尚可勉强通下，久则失灵。余曾为之诊治一、二次，用益气通便之方，略有小效。彼则急于求成，访求专家名医，经友人介绍请一名医诊治，诊后持处方向余咨询，余见方大骇，全方药有十余味，均是养血滋阴之品，如生熟地、天麦冬、川石斛、玉竹、沙参、柏子仁、火麻仁、全瓜蒌等，药之用量每在15～20g之间。虽有甘草、茯苓之类。岂敌大队滋腻之害。余劝勿服，终不听之。服四十剂，复邀余诊。余见其瘫坐椅上，面色黄白相杂，全无血气。语声低微勉强，似难接续。自诉极度倦怠，气短欲喘。大便艰涩，腹笥胀满，五、六日方得便解一次。胃纳甚差，每天仅食一小碗。切其脉大而涩滞不扬，按之软而无力。舌质阔厚而歪向左侧，舌色淡白，苔则白干厚腻。据此脉症，显是阴药过度不仅使中气受戕，脾失健运，痰浊阻滞致上下气机不畅，而且阻遏下焦阳气，阴寒凝滞，遂致地道不通。治法当健脾化痰，温阳通便。投以香砂六君子汤合景岳济川煎，服后仅大便略有好转，胃纳稍开外，并无他效，且觉口中干燥。但白厚腻苔渐变薄白微腻，可以测知痰浊渐化，中焦气机复苏。但疲乏无力不见改善，虑其高年气衰，必有清气虚陷之机。改拟补中益气汤合济川煎，自觉服后极为舒适，大便二、三日一行，量多质软，体力渐复，胃纳亦开。两月后，生活学习，走亲访友均已恢复常态。前方服及一年，大便又渐干结，再合魏龙骧先生之白术通便方，竞得幽通气道，大便一、二日即行一次，自然而舒适。以后每日一一剂，常服不辍，至今已服及四年有余，稍稍停药二、三口即感中气不续，纳差便涩，再进前药，又可复常。闷前仍在服用中。所用方为：
　　黄芪30g党参15g炒白术30g陈皮6g升麻3g柴胡4．5g炙甘草3g当归9g淮牛膝15g泽泻9g炒枳壳6g苁蓉15g生地15g大枣30g
　　桂附八味丸方证散议
　　（一）桂附八味丸，首见于仲景《金匮要略》，但古今方名略有不同。本方于《金匮》书中凡两见：先见于“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篇，名曰“八味肾气丸”。又见于“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篇，删去“八味”二字，仅名“肾气丸”。因此方首出《金匮》，后世称之为“金匮肾气丸”，此名至今尚在沿用。现时之“金匮肾气丸”与仲景原方不尽一致，已略有变动，故有改称“桂附八味丸”者。
　　《金匮要略》之肾气丸药用：“干地黄八两，山茱萸、薯蓣各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各三两，桂枝、附子（炮）各一两。”其所治证为“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及“转胞”而“不得溺”者，用肾气丸于补益肾气之基础上，“但利小便则愈。”可见桂枝于此方中不仅有协助附子以温肾脏之效，更重要者在于增强膀胱气化，以利小便。但后世之肾气丸，多用以治疗肾阳虚衰之证，常不兼挟水液代谢障碍，故不用桂枝而用肉桂，以增温肾纳气、引火归元之力，更有利于肾衰阳虚内寒或虚阳浮动之证。原方中干地黄改用熟地，则滋肾之功尤胜。古时之干地黄即今时之生地黄，古之生地黄则为今之鲜生地。故仲景之百合地黄汤方可用生地黄捣汁，职是故也。仲景何以于肾气丸中不用熟地，余未加考证，似汉时尚未发明加工熟地之法。
　　熟地滋补真阴、摄纳肾气之功远胜生地。如清代许松如于《诊余脞谈》中曰：“徐洄溪、陈修园辈，以熟地柔腻滞胃，宜人丸剂而不宜入煎剂，引古以为证，此拘牵之说也。余见肾虚宜填纳而胃气不弱者，服之利益甚大。佐以流动之品，绝不碍胃。且应用熟地之时，即以枸杞、女贞、龟版辈代之，效力亦逊，讵可悬以为禁，没其功用乎？”许氏所说为临证有得之言，皆从经验中来。熟地滋腻碍胃之弊，除“佐以流动之品”而外，尚有重用一法。盖熟地少用则滋腻，多用反不碍胃。所谓多用，即每剂或每次单服用至30g即可。此余临证屡经试验，乃历历不爽者也。世传有用熟地拌砂仁之法，法非不善，而虚损症常多脾肾双亏、胃气伤残者，虽些少砂仁亦难接受，不如上法为妥。但熟地服用不当以致胃气腻滞、经络壅塞者，又非砂仁、沉香不能开。
　　有肾阴亏极、虚阳上浮者，舍熟地难能滋填摄纳以归窟宅。余曾治一虚损症，真阴虚衰而致倦怠乏力，吸吸少气，上重下轻，头脑昏沉不清，腰酸肢软，遗精频频，纳差神呆，余于其对症方中加熟地30g，首次服药后即觉有气自头中下降入腹，立见头脑清醒、精神倍增，腹笥充实，两足有力。以后续服前方，胸腹经络之间，常有气机走动之感，不用熟地则不见气感，此乃熟地招纳虚阳下归之效。由此可知，真阴虚衰者，要非熟地无以为用。无怪乎景岳好用熟地，致有“张熟地”之美名，不为无因。
　　熟地之选材加工炮制方法，对于药效至关重要。王汝霖曰：“惟此丸（桂附八味丸）中之熟地，必须用九煮九蒸九晒制极透者，否则无效。有心活人者，须自制为妥。”此说聊备一格，姑且存而勿论。
　　（二）桂附八味丸之方义解释，多属随文敷衍，未抉精要。如《医方集解》释曰：“熟地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温肝逐风，涩精秘气；牡丹泻君相之伏火，凉血退蒸；山药清虚热于肺脾，补脾固肾；茯苓渗脾中湿热，而通肾交心；泽泻泻膀胱水邪，而聪耳明目。”“惟附子、肉桂，能入肾命之间而补之，故加入六味丸中，为补火之剂。”又如《医贯》曰：“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以上释义，皆就肾脏本身之生理病理及方中诸药之功能而言，固属不谬，然则难免有浅近之嫌。而尤在泾于《医学读书记》中论六味地黄丸则曰：“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助之下降。……气浮者多热，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热。”肾气亏损，阴阳失调之病理中，属肾阴虚耗者，必致阴不恋阳而虚阳上浮，若单以熟地滋填摄纳犹难招浮阳归于窟宅，故佐苓泽以引导下降，直趋命门。尚有散见之浮阳，则以丹皮清之。由是阴阳重归和合，水火继续交媾，而复其生理之常矣。据此，方中茯苓、泽泻，非仅为通利小便而设，仲景制方有出神入化之妙，而钱仲阳将八味丸去桂附而变为六味地黄丸，立滋补真阴之祖方，乃深得个中意趣者。故用方之时，更须斟酌尽善，不宜随便删除泽泻，易以他物。
　　泽泻除用以利水之外，李时珍谓其还具固精之功，可治遗泄。而肾精为肾中阴阳二气之物质基础，无论肾阴虚症或肾阳虚症，必然波及肾精，因而固护精气实为治疗肾气亏损必不可少之环节，而于全方中虽地、萸、山药皆兼此能，而无突出之效，惟有泽泻独擅其功，是以仲景用泽泻不特治水而已，自有更为重要之作用在。泽泻固精止遗其功独特，单味煎服即可取效，一般每次用10g即可。余曾治一少年，遗精频作，诸药罔效，以致神思恍惚，记忆减退，读书成绩节节下降，其母深以为虑，央余设法治疗。余嘱每日以泽泻30g煎服，连服七天，从此不再遗泄。一周内服用泽泻200余克，未见任何不适。《本草纲目）渭此物宜于湿热遗精，其实用于虚证亦效，第虚证宜辨证选加熟地、山药、枸杞、沙苑之类，则效验更彰。
　　泽泻具止、通两种功能，除固精止遗之外，还善治前列腺肥大之排尿不畅以至癃闭。是以说明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用泽泻，并非仅为利水一端而已。倘仲景肾气丸中用泽泻只为通利小便，则后世之用六味、八味多为单纯肾虚而设，理宜效景岳之左右归，去泽泻而不用之，何以直至今时，六味、八味方中，仍用苓泽哉！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而成补阴之祖方，而却留利水、伤阴之泽泻，抑何不思之甚也！可见此方（六味丸同）中用泽泻，其意至深，既能降上升之浮阳，又可摄下流之阴精，更能于生殖系统散结、消炎、决癃排尿，不可以其“能泻泽中之水”而浅之乎视之也。然肾虚兼见津液损伤者，则不用苓泽为宜。
　　（三）肾为先天之本，中含真阴真阳，就形质而言，阴阳即水火也。赵献可曰：“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昔贤每以卦象易理以释岐黄之学，以坎卦象于肾，卦之上下各为阴爻而中间则为阳爻，以明肾中阴阳水火，含蓄交融之义。而坎中一点真阳，亦称命门之火，为人身生命之根，景岳于“大宝论”中振笔捷书：“天之大宝惟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是以命门之真火于人身最为重要也。然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奠定滋阴学说之理论基础。其实，肾中阴阳二气皆不可偏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真阴为真阳之物质基础，无阴则阳为独阳；而真阳又为真阴之发挥运用，无阳则阴为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孤阴独阳必致阴阳离决。故阴阳二气对于人身，皆至关重要，不可执此以废彼。肾中真阴真阳并不等量齐观，虽有参差，但在健康人体，两者不断处于交融协调之动态平衡中。阳火刚劲，秉乾健之运；阴水滋柔，具坤顺之德。因而，在正常人体，以水多火少为顺。近贤彭子益于其遗著《古方推论》中曰：“肾中水火二气，水气多于火气为顺。缘人身中气，为身体整个运动之枢机，肾气为中气运动之始基。水气多于火气，火藏水中，乃能生气。若火气多于水气，水气不能包藏火气，火气遂直冲上越，运动遂灭。”寥寥数语，已将肾中水火二气之交融平衡关系点破真蒂。故“此方附子极少，山药地黄丹皮茱萸独多，即是此理。然人身阴阳二气，阳火易盛，水寒易散，而真阴极难滋填。故有“水多生寒之病，用附子以温水寒，一剂便奏全功。若水少补水，一年半年尚难补起也”之说。中医五行学说中，有生克制化规律，将五脏六腑之关系，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肾脏亦不例外。按五行理论，肺为肾母，肝为肾子，心为所胜，脾为所不胜。其中对于肾脏生理关系最大者，无过肺肝两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则补肺可以益肾之虚，泻肝可以泄肾之实。然肝肾为母子之脏，肝木既可子盗母气以虚肾，亦可反馈奉养以益之。故治肾虚之证，须兼顾肺肝，始为周全。彭子益先生对此研究甚深：“肾气丸补金润木滋肾水，又用附子温肾阳。凡阴液不足，肾阳又虚之病，总以此方为大法”。
　　不仅肾气丸具有金水相生、肝肾同源关系，即六味地黄丸理亦一致，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专治肾水不足，极有功效。彭子益曰：“而不知全是补金润木之功。补金以培生水之源，润木以杜耗水之路。肾水有生而无耗，故肾水足也。再于水中补火，水中有火则生气，此肾气二字之起源也。肾气者，元气也，中气之根也。”可见肾中真阴真阳，与其他诸脏，尤其肺肝二脏，有其生克制化关系，故一旦发生疾病，必须考虑并利用五脏之相互关系以为治，始更切合实际。本文中引彭氏之论较繁，并非故意引袭，彭氏“人身中气为人体整个运动之枢机”及“肾气为中气之根”二语，精辟揭示人体先天后天之关系及其在生命活动中之重要作用，同时深刻揭示虚劳病证之治疗首重脾肾之理论根据，对于先贤“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之争，细绎此文必有心得。进一步考虑五脏之间之平衡协调，则理无余蕴而治无不中矣。
　　明代绮石先生亦早已认识并倡导运用五脏关系以治病。其治虚劳一症，从阴虚阳虚两者入手，但不直接补益肾脏。而是阴虚之证养其肺阴，阳虚之证益其脾气。肾阴不足，养肺阴以滋化源，此虚则补母之法。而补脾以治真阳之虚，有火土相生之妙。理虽如此，而病已涉及先天，不治其肾终非其治。绮石于《理虚元鉴》中将阳虚成劳归纳为三种类型：“日夺精，日夺气，日夺火。”而最后以“急救中气为先，将‘阳虚三夺统于脾’。”须知虚劳之病症及肝肾者，常兼真火衰微，纯补中气恒见病情好转而难彻效，观彭氏之论其义自明。至于桂附之雄烈，不宜于久虚之体，自可改用柔润之品，正不必执定桂附也。
　　真阴损伤之人，用六味丸滋阴，亦宜参酌肺肝。盖六味地黄丸为阴凝之物，易碍胃气，而肝木具疏泄之能，可以疏达土气。故彭氏倡言：“六味地黄丸补水，不如归芍地黄丸补水功大而活动”，因“归芍活动木气，不用活动木气之药，必凝胃矣。”同样“肺为阴根，肺阴足则全身津液自足。”而肺为肾母，有金水相生之妙，阴亏及津者，更宜于六味丸中加西洋参、麦门冬，谓之参麦地黄丸，亦有称为八仙长寿丸者。现代成药则以北沙参易洋参，则更易推广使用。
　　（四）王汝霖曰：“肾为人生之最重者也，肾中藏一水一火，左肾属水，水生木，木行春令，为万物发生之源。右肾属火，火生土，土为万物之母。故肾为五脏六腑之总枢纽，最为重要，不可不补，以遂其生生不息之机也。且肾为坎水，不易满而易招损，故肾一虚，而百病丛生。”
　　然则肾虚而宜用桂附八味丸之指征若何？王氏之经验为：“凡脉见浮濡、浮虚、浮大、浮散，或微细短弱，或数大无根，左虚于右，或尺脉无根者，每用桂附八味丸治之，无不效验如神。”《笔花医镜》则详列本方之适应证候：“肾之虚，脉左右常细软。其症为头痛、为耳鸣、为耳聋、为盗汗、为夜热、为健忘、为咳嗽、为喘、为吐血、为腰痛、为腿酸足软、为目视无光、为大便结、为小便不禁、为戴阳、为久痢久疟。”
　　彭子益则曰：“人年四十以后，善保肾家，左脉充足，皆能有八十以上之寿。因水足乃能有藏火之处。水亏不能藏火，中气失根，则阳气飞越，中气消散，无药可回也。”
　　（五）临证所见，有肾阳虚而不宜用桂附刚药者，尤其附子，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辛烈异常。故《理虚元鉴》论“阳虚三夺”谓“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关于此点，彭子益经验丰富，议论极精：“附子纯阳，其性上升。如水寒不大而多用附子或水不寒而误用附子，附子下咽，能将肾中阳根拔动而起，使水气从此不能包藏火气，为祸不小。”如遇此等情况如何处治，同：“除纯寒之证不能不用附子外，其内伤肾阳不足，肾并不寒之证，莫如用甜苁蓉、巴戟天．柔润和平益肾之品，以代附子，最为妥当。猪腰子不去膜，用生黄土拌湿包固，柴火烧熟放冷，胃强者嚼食腰子，胃弱者将腰子煮汤食。”“此方温补肾阳，和平力大，凡先天不足，与肾家阳虚之人，皆可奉为再造之宝。”然猪腰子虽为和平服食之物，而终带温热之性，食多热动者，可配养阴之品。
　　如患者阳虚而难受桂附八味丸者，彭氏尚有单服甜苁蓉法：“剪碎吞服一钱，水火双补，可代肾气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