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关于宋朝“党争”这方面的背景已经交代，那为什么李格非这几年连续几次升迁也一目了然了，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便于读者能够脉络清晰，我现在站在李格非的角度将这些年宋朝的风云变幻说一下。
　　那接着从王安石变法之后説起。
　　王安石变法宣告彻底失败以后，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压力也很大，他在执政手段上来看应该属于温和派，一方面推行变法，一方面又经常有向保守派妥协之举，这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可以说王安石的两次罢相都是因他而起，这一点站在王安石的角度上也应该很好理解。不过后来宋徽宗的一切表现证明，王安石是误解他了。
　　在王安石罢相、宣布变法彻底失败后，宋神宗接着又自己发起了“元丰改制”，并亲自主持，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变法图强这方面，宋神宗的决心和愿望都是很强烈的，不幸的是，周围实在太乱了，宋神宗的“一腔热情”也无奈的流产了，唉，要怪就怪从老祖宗那里流传下来的“异论相搅，党争不断”吧！
　　元丰八年（1085）三月，带着无限的遗憾，看了看自己辛辛苦苦坚持了接近二十年但依然毫无改善的烂摊子，宋神宗疲惫的闭上了双眼。
　　宋神宗死后，他的第六子哲宗继位，时年还不到十岁，便由高太后——即宣仁太后——代为执政，高太后是谁？你应该不陌生，对于王安石变法她可是一百个看不惯的，很显然，她一上台，便将变法派人士罢的罢、贬的贬，而对于饱受打击的保守派则是革职的复位、发配的召回，来了个黑白颠倒，司马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重新启用的，过了几年苦日子的苏轼又成了红人。
　　就这样，宋神宗死了，王安石走了，哲宗尚年幼，很显然，“守旧派”来了个“咸鱼翻身”，那么李格非的一路升迁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可事实证明，党争之下，谁的好日子也不是永远！
　　九年之后，高太后病逝，哲宗即位，在变法图强这个问题上，宋哲宗是完全秉承先祖的遗志的，即便不是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哲宗确实是个妄图通过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的有思想、有作为、有抱负、有远见的“四有”好皇帝，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年他被高太后一伙保守派压制得太厉害了，他早就对这些“一根筋”们腐烂发霉的守旧思想忍无可忍了，一上台，他便连烧几把火，给保守派们来了个下马威。
　　哲宗亲政后表明绍述父志，追贬司马光（已去世多年），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一带），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敦、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次年改元“绍圣”。
　　也就是说，这次又到了变法派“咸鱼翻身”的时候了，他们终于熬到头了，这一天他们很多人已经“等得花儿都谢了”！
　　前面我已经说过，很多时候，皇帝下达政令是一回事，而执行政令又是另一回事！
　　宋哲宗只是“绍述父志，推行新法”，他的着眼点在“推行新法”上，而这些小肚鸡肠、祸国殃民的“变法派”人士未必这么想，他们这时候唯一想的就是：老子这些年可吃够你们的白眼了，今天就叫你们尝尝我眼红得厉害！从奴隶到将军，我翻身奴隶把歌唱！由此可见，又一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腥风血雨又来临了！
　　可能是李格非的为人一向比较温和、树敌不多的原因吧，这场血雨腥风骤然来临的最初他并没有受到过大的威胁，在苏轼开始遭贬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过大的威胁，只是后来，李格非的一个决定给他招致了灾祸，毕竟，当时的他随时沐浴着这场血雨腥风，一不小心便会有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绍圣元年（公元1094），被重新召回的“变法派”元老章惇为相，开始复行新法。
　　要知道，这个章惇可不是个简单人物，而且也是“党争”的严重受害者，当时宣仁太后听政，左相司马光全盘废弃新法，章惇上书千言，建议不能即时全废，但仍被司马光说成“不顾朝廷大体”而黜知汝州，此后七八年间，他有事没事的被保守派拉出来“修理”一下，他也是个性要强之人，你说这口气能咽得下吗？
　　这年六月，哲宗和章惇进行了第二轮改革，可以说结果比较理想，为了改革成果能得到巩固，章惇请编——也可能是哲宗授意——“类元祐诸臣章疏”，大力打击、贬谪保守派，迫使他们远离政权中心，就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人士在元祐期间打击变法派时所做的一样，恰在这时，一直默默无闻、按时上下班、从不多言多语的李格非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小子，整天中规中矩的，会不会是装的呀？要不就是苏轼这小子安排在这里的卧底，不行，得考验考验他，让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
　　不久，李格非便被召为“检讨”，这可不是我们今天犯了错误作的“检讨”，而是让他给这些“元佑党人”作个监督，一方面是考验他，一方面意在借机拉拢他，不过生性秉直的李格非并没有“经受住考验”本来这些年潮起潮落的“党争”已经很难分清楚谁是谁非了，但“不辱师门、尊师重道”这一点是万万不可丢的，让他背叛恩师苏轼、好友晁补之，这样的事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于是他严词拒绝了这项“美差”！
　　“好心当了驴肝肺”！很显然，你得为此付出代价，于是不久他便接到通知，被“外放为广信（今河北徐水一带）军通判”。
　　这样算来，那年李清照大约在十岁左右，已经够分辨是非，相信这次父亲被贬之事她一定有所耳闻，包括大人们的议论她也能够听懂一些，这样的话，父亲的选择一定会给她带来不小的震动，“做事有原则、有立场，关键时刻为了保全别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这些对于早慧的小清照来说很容易理解，或许就在一夜之间，父亲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变得更加高大了，相信她以后在为人处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权势，黑白分明”的秉直个性也与这次父亲的影响脱不了关系。
　　有其父必有其女嘛！
　　格非再升迁
　　在宋代，因为“重文轻武”的缘故，便将一些武将解除兵权，然后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但为了防止州郡官权力过大，又在州郡设通判，与州郡官共同处理政事，说白了，就是一个地方官的副手，是个基本是个无任何权利的闲职。
　　前面我提到的“李格非棒打无良道士”就是发生在他这一任期内。
　　可以说，这次的贬黜给李格非的触动很大，通过这件事他参悟了许多世事，尤其是在风云突变的官场上的前途不卜的潮起潮落，可以说，在这之后，他本来就不露锋芒的个性变得更加的持重了，而且在头脑得到空前清醒之余，他的兴致以致胸襟报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或许是变法派突发善心，或许是仁宗感叹朝中无人了，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这次李格非所受到的贬黜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到一年之后，也就是在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据刘克庄《后村诗话》），属祠部，专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看起来来头不小，其实也是个闲职，这次名义上虽是提升，但实际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不过对于这点李格非并没往心里去，而且也没有再次回到从前的住所“有竹堂”，而是来到了汴京的陪都——西京（在今河南洛阳），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住了下来，因为他此时有一个新的打算，那就是准备著书立说，可以说，这个理想是李格非自年轻时候就埋藏在心里的，只是这些年的宦海沉浮使他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付诸实施，而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李格非一生著作颇丰，可以说很大一部分著作应该成型于这个时候，借此机会，我们将他的大作逐一说明一下。
　　据《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人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
　　这些名字可能看得你眼花缭乱了，总之吧，成果颇丰，可惜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已遗失，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此外还有一些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