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军、用兵方面的言论而编成的一部语录体兵书。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895年，未满13岁的蔡锷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1898年，又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服从梁启超、谭嗣同学习。蔡锷在头班学生中年龄最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899年，蔡锷应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幸免于难的蔡锷再度东渡日本。他痛心师友罹难，祖国风雨飘摇，决心投笔从戎，以军事救国。1901年，他自费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3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1904年冬，蔡锷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统领。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革命党人在昆明起义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军都督。1913年，袁世凯调蔡锷入京，任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授以将军府昭威将军。1915年，袁世凯帝制野心暴露，蔡锷潜出北京，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他抱病亲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等地。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蔡锷因积劳成疾，赴日治疗，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终年34岁。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官名），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回籍，次年初奉命帮办团练，乘机组建了一支新型的地主武装——湘军。1854年湘军练成，自衡州出师东下进攻太平军，获胜于湘潭、岳州。1854年10月湘军攻陷武汉，1858年攻陷九江。1860年8月授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11月曾国藩奉命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1865年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起义。1866年12月因师出无功回两江总督原任。1867年授大学士。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7月在查办“天津教案”时屈辱妥协，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9月复调回两江。1872年3月，病死于两江督署，谥文正，终年61岁。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183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旋授编修，充江南副考官，捐升知府。1854年擢贵东道员，率勇赴湖北、湖南参加镇压太平军起义。1855年1月，胡林翼带勇配合曾国藩湘军攻打江西九江、湖口。不久调任湖北布政使，率部回援武昌，并署理湖北巡抚。1856年12月，胡林翼以攻破武昌实投湖北巡抚，随即以湖北为基地，全力支援曾国藩的作战。1857年，胡林翼与湖广总督官文派兵援安徽庐州（今合肥），次年又同官文派兵攻打安庆，进图庐州。1859年初出驻黄州，整理军务。次年败大平军于小池驿等地。1861年1月移营大湖，旋因太平军陈玉成部入鄂，派兵回援武昌，并派兵助攻安庆。6月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入湖北，连下通山、兴国、大冶，武昌岌岌可危，胡林翼亲率所部回救。9月30日，胡林翼在武昌呕血而死，谥文忠，终年49岁。
　　1911年春，蔡锷由广西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数年的军中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所谓的“新军”，依然是风气败坏，纪纲废驰。“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面对这种现状，他感到只有号召“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才能“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正好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委托他编写一份“精神讲话”的教材，蔡锷认为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于是便从他们的奏章、函牍和日记中，摘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分类凑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以此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其中前十章论治军，后两章谈作战。
　　曾国藩、胡林翼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曾胡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注意吸收和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尤其是曾胡是以理学家的身份谈兵的，理学是其兵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种浓厚的理学背景使得曾胡对中国传统兵学从范畴到体系都做了重新的诠释，从而提出了大量富有借鉴意义的命题，如治军方面的“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这些极富理学意蕴的兵学命题，深深地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推动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体现了理学思想的深刻性，而且通过对传统兵学范畴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自先秦以来即存在的兵学与儒学的对峙与紧张，促进了宋明以来兵学与儒学合流的进程。胡林翼所说的“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便透出了兵儒合一这样一种信息。这对于传统兵学地位的提升，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曾胡治兵语录》各章都附有蔡锷的按语。这些按语或者是对本章内容的概括归纳，或者是对曾胡言论的评述，或者是借题发挥，阐明蔡锷自己的思想。蔡锷对于曾胡“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的思想十分欣赏，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对于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蔡锷也十分崇尚，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并将其忠君卫道的内容转换为救国救民的大义，从而为这个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蔡锷还从曾胡“以主待客”的作战指导思想受到启发，对西方军事思想中的“极端进攻”作了批判分析，提出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反映了蔡锷军事思想的过人之处。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阶级局限性，蔡锷在按语中多次对曾胡二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罪行进行称诵，并称太平军为“粤匪”等。凡此等等，请读者朋友注意鉴别。
　　《曾胡治兵语录》成书于1911年夏。1917年蔡锷去世一年后，上海振武书局首次公开印行，梁启超为之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名义印发黄埔军校作为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下发部队。解放后因政治原因该书一度绝版。近年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第50册由上海振武书局影印再版，巴蜀书社也组织力量重新将增补本译成白话出版，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兵书名著精华（文白对照）》亦选译了部分内容。
　　梁序
　　松坡既死于国事，越一年，国人刊其遗著《曾胡治兵语录》行于世。世知松坡之事功，读此书，可以知其事功所由来矣。自古圣贤豪杰，初未尝求见事功于当世也。惟其精神积于中，著于外，世人见之，以为事功耳。阅世以后，事功或已磨灭，而精神不敝。传之后世，遭际时会，此精神复现为事功焉。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曾、胡二公，一生竞竞于存诚去伪，松坡于此，尤阐发不遗余力。精神所至，金石为开，二公屡言之，松坡亦屡述之。二公之言，不啻诏示松坡，使其出生死，冒危难，掬一诚以救天下之伪。则虽谓松坡之事功，皆二公之事功可也。松坡自谓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今松坡得所归矣，而救国志愿，曾未达其万一。护国军之起，仅使民国生死肉骨。如大病方苏，元气已伤，将养扶持，所需于事功者，正复无限。来者不可见，惟恃此耿耿精神，常留存于吾国民隐微之间，可以使曾、胡复生，使松坡不死，以解除日后之千灾百难，超苦海而入坦途。而此语录十余章，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以昭兹来许者也。
　　民国六年四月新会梁启超序。
　　蔡序
　　辛亥之春，余应合肥李公之召，谬参戎职。时片马问题纠葛方殷，瓜分之谣诼忽起，风鹤频惊，海内骚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锋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袍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宣统三年季夏，邵阳蔡锷识于昆明。
　　将材
　　右论将材之体
　　右论将材之用
　　[注释]
　　1.[1]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2.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以上曾语）
　　3.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
　　4.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逾熟，必至败乃公事。
　　5.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
　　6.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之本分；而廉隅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固结士心，历久常胜。
　　7.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以上胡语）
　　右论将材之体
　　8.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饷重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9.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10.璞山之志[2]，久不乐为吾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11.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辛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12.李忠武公续宾[3]，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忭，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13.乌将军兰泰[4]遇兵甚厚。雨不张盖，谓众兵均无盖也。囊无余钱，得饷尽以赏兵。
　　14.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而其要，以得人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
　　15.统将须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领外[注]，必须智勇足以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
　　16.贪功者，决非大器。
　　17.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以上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