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耶？用意别，则悲愉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
　　一部杜诗，为刘会孟堙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汙蔑更无一字矣。开卷《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尽人解一“卧”字不得，只作人卧云中，故于“阙”字生许多胡猜乱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鉴、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耶？至“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谣歌，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轻薄圆头恶习，君子所不屑久矣。
　　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歌行，鲍、庾初制，至李太白而后极其致。盖创作犹鱼之初漾于洲渚，继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鳞鬐始展也。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此体一以才情为主。言简者最忌局促，局促则必有滞累；苟无滞累，又萧索无馀。非有红炉点雪之襟宇，则方欲驰骋，忽尔蹇踬；意在矜庄，只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笔口占之难，倍于按律合辙也。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丽尘。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为活谱。才与无才，情与无情，唯此体可以验之。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入风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区区近体中觅好对语，一四六幕客而已。
　　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储光义、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链，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若“水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皆所谓滞累，以有衬字故也。其免于滞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则又疲苶无生气，似欲匆匆结煞。
　　作诗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况绝句只此数语，拆开作一俊语，岂复成诗？“百战方夷项，三章且易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恰似一汉高帝谜子，掷开成四片，全不相关通。如此作诗，所谓“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然其中有本无才情，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礼、何大复、王元美、钟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门庭故自桎梏者，李献吉是也。其次则谭友夏亦有牙后慧，使不与钟为徒，几可分文徵仲一席，当于其五七言绝句验之。
　　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李献吉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固自不失此风味。
　　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早日暢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断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诗来者，就一意中圆净成章，字外含远神，以使人思；自歌行来者，就一气中骀宕灵通，句中有馀韵，以感人情。脩短虽殊，而不可杂冗滞累则一也。五言绝句，有平铺两联者，亦阴鉴、何逊古诗之支裔。七言绝句，有对偶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亦流动不羁，终不可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平实语。足知绝律四句之说，牙行赚客语，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
　　《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陈正字、张曲江始倡《感遇》之作，虽所诣不深，而本地风光，骀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乐者，风雅源流，于斯不昧矣。硃子和陈、张之作，亦旷世而一遇。此后唯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厉声吆喝：“个个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语，骄横卤莽，以鸣其“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志荒而气因之躁，陋矣哉！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师者，有似游食客者。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即令揣度言之，亦粤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然此数者，亦有所自来，以为依据：似妇人者，仿《国风》而失其不淫之度。晋、宋以后，柔曼移于壮夫；；近则王辰玉、谭友夏中之。似衲子者，其源自东晋来。钟嵘谓陶令为隐逸诗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弘而气不胜，下此者可知已。自是而贾岛固其本色；陈无己刻意冥搜，止堕★盐窠臼；近则钟伯敬通身陷入；陈仲醇纵饶绮语，亦宋初九僧之流亚耳。似塾师、游客者，《卫风》、《北门》实为作俑。彼所谓“政散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录之，以著卫为狄灭之因耳。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馀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至陈昂、宋登春而丑秽极矣。学诗者，一染此数家之习，白练受污，终不可复白，尚戒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