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用意人诗文得意处，每从不经意处得之。极不经意人诗文得意处，每从用意处得之。
　　学古人诗，不可学其粗俗，非不可学，不能学也。非极细人不能粗，非极雅人不能俗。
　　古诗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转折处多，前后一气而变换处多。或意转而句不转，或句转而意不转；或气换而句不换，或句换而气不换。不转而转，故愈转而意愈不穷；不换而换，故愈换而气愈不竭。善作诗者，能留不穷之意，蓄不竭之气，则几于化。
　　储、王、孟、刘、柳、韦五言古诗，淡隽处皆从《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十九首》，政在于此。盖有淡有隽则有迹可寻，彼《十九首》何处寻迹？
　　长篇难矣，短篇尤难。长篇易冗，短篇易尽，此其所以尤难也。数句之中，已具数十句不了之势；数十句之后，尚留数十句不了之味。他人以数十句难了者，我能以数句便了；他人以数句易了者，我能以数十句不了。固由才情，亦关学力。
　　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盖龙门与〈焦仲卿〉篇之胜，在人略处求详，详处复略，而此则段段求详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
　　蜀人赵昌花卉，所以不及徐熙者，赵昌色色欲求其似，而徐熙不甚求似也。中、晚唐人诗律，所以不及盛唐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也。
　　乱头粗服之中，条理井然；金玉追琢之内，姿态横生。兼此二妙，方称作家。
　　凡诗文可盗者，非盗者之罪，而诲盗者之罪。若彭泽诗、诸葛〈出师〉文，宁可盗乎？李、杜、韩、欧集中，亦难作贼。间有盗者，雅俗杂出，如茅屋补以铜雀瓦，破衲缀以葡萄锦，赃物现露，易于捉败。先明七才子诸集，递相剽劫，乃盗窝耳。
　　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之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
　　愈碎愈整，愈繁愈简，态似侧而愈正，势欲断而愈连。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汉人之妙，难以言传，魏、晋以来，知者鲜矣。
　　下虚字难在有力，下实字难在无迹。然力能透出纸背者，不论虚实，自然浑化。彼用实而有迹者，皆力不足也。
　　枯瘦寒俭，非诗之至。然就彼法中，亦自有至者：枯者有神，瘦者有力，寒者有骨，俭者有品。
　　下语忌杜撰，押韵忌现成。
　　昔人论文云：「贵在升里能转，斗里能量。」作诗亦然。
　　胸中无事则识自清，眼中无人则手自辣。
　　不贵能学，贵于学而能舍，舍之乃所以为学也。无所不舍，斯无所不学矣。
　　歌者上如抗，下如坠，累累然若贯珠。诗人笔端，亦具此妙。
　　苏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稳。吾诗亦然。」此子由极谦退语。然余谓诗文奇难矣，奇而稳尤难。南威、西施，亦犹人也，不过耳目口鼻，天然匀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便是绝色。诸葛武侯老吏谓桓温曰：「诸葛公无他长，但事事停当而已。」殷浩阅内典叹曰：「此理只在阿堵边。」后代诗文名家，非无奇境，然苦不稳，不匀称，不停当，不在阿堵边。
　　书家以偶然欲书为合，心遽体留为乖。作诗亦尔。
　　炼字炼句，诗家小乘，然出自名手，皆臻化境。盖名手炼句如掷仗化龙，蜿蜒腾跃，一句之灵，能使全篇俱活。炼字如壁龙点睛，鳞甲飞动，一字之警，能使全句皆奇。若炼一句只是一句，炼一字只是一字，非诗人也。
　　古今人才原不相远，惟后人欲过古人，另出格调，超而上之。多此一念，遂落其后。如五言古诗，魏人欲以豪迈掩汉人，不知即以其豪迈逊汉之和平；晋人欲以工致掩魏人，不知即以其工致让魏之本色。求高一着，必输一着；求进一步，必退一步。
　　严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钟、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二书皆足长人慧根。然诵沧浪诗亦有未尽悟者，阅钟、谭集亦有未至厚者，以此推之，谈何容易。
　　少陵称太白诗云「飞扬跋扈」，老泉称退之文云「猖狂恣睢」。若以此八字评今人诗文，必艴然而怒，不知此八字乃诗文神化处，惟太白、退之乃有此境。王、孟之诗洁矣，然「飞扬跋扈」不如太白；子厚之文奇矣，然「猖狂恣睢」不如退之。有志诗文者，亦宜参透此八字。
　　少陵诗云：「前辈奔腾入，余波绮丽为。」盖谓前辈时有绮丽之句，不过余波及之耳，若其入手，则如良马奔腾，不可控驭也。以「奔腾」二字合之「飞扬跋扈」四字，觉李、杜存日，龙飞虎跃，凤翥鸾翔，如在目前。
　　吴景仙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而严沧浪诃之，谓「健」字但可评文，不可评诗。余谓诗文原无二道，但忌硬而不忌健，纵或优柔婉约，低徊缠绵，然其气力何尝不健，不健则弱矣。沧浪又云：「雄深雅健，不若雄浑悲壮。」余谓此四字但可评杜诗耳，他家亦未尽然，总不若「沉着痛快」四字为至。曰「痛快」则「悲壮」已包，曰「沉着」则「雄浑」之所自出，而「健」不足以言之矣。
　　不知何所起，不知何所止，一片灵气，恍惚而来。《十九首》中取一篇讽之亦尔，取一段讽之亦尔，取一句讽之亦尔，合《十九首》全讽之亦尔。
　　同时齐名者，往往同调。如沈、宋，高、岑，王、孟，钱、刘，元、白，温、李之类，不独习尚切劘使然，而气运所致，亦有不期同而同者。独李、杜两人，分道扬镳，并驱中原，而音调相去远甚。盖一代英绝，领袖群豪，坛坫设施，各有不同，即气运且不得转移升降之，区区习尚，何足云乎！
　　诗至中晚，递变递衰，非独气运使然也。开元、天宝诸公，诗中灵气发泄无余矣，中唐才子，思欲尽脱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无长吉、东野、退之、乐天辈一番别调。然变至此，无复可变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觉成晚唐苦涩一派。愈变愈妙，愈妙愈衰，其必欲胜前辈者，乃其所以不及前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