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匈奴负於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扰之，故使事至於斯，岂所谓“肉自生虫，而人自生祸”者邪！其为不急，乃剧如此，自作之甚者也。王莽时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亲事（一曰：为四百石），二岁而迁补。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於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王莽起九庙，以铜为柱甍，大金银错镂其上。举火夜作，然炭干墙。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映消亡而祸转为福焉。昔大戊遭桑穣生朝之怪，获中宗之号。武丁有雉升鼎之异，身享百年之寿。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而获反风岁熟之报。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星为徙三舍。由是观之，则莫善於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武帝出玺印石，财有兆朕，子侯则没印，帝畏恶，故杀之。馀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时，有男子毕康杀其母。
　　有诏：“燔烧其子尸，暴其罪於天下。”余谓此事不宜宣布，上封是云：“昔宣帝时，公卿大夫朝会廷中，丞相语次言：‘闻枭生子，子长，且食其母，乃能飞，宁然邪？’时有贤者应曰：‘但闻乌子反哺其母耳。’丞相大惭，自悔其言之非也。群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贤人。贤人之言，有益於德化也。是故君子掩恶扬善，鸟兽尚兴之讳，而况於人乎？不宜发扬也。”呈衣冠於裸川。董贤女弟为诏仪，居舍号曰椒风。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道路皆蒿草，寥廓狼藉。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众人咸豫部署云：‘甲乙当为之。’后果然。彼何以处知，而又能兴上同意乎？孔子谓子财‘亿则屡中’，今众人能兴子财等乎？”馀应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辈，相去不甚胶著，其修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闻知也。
　　夫明殊者视异，智均者虑侔，故群下之隐，常兴上同度也。如昔汤、武之用伊、吕，高宗之取传说，桓、穆之授管、甯、由、奚，岂众人所识哉？彼群下虽好意措，亦焉能贞斯以可居大臣辅相者乎？国家设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内量中丞、御吏，以正齐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终乎侵轻深刻，皆务酷虐过度。欲见未尽力，而求获功赏，或著能立事，而恶劣弱之谤，是以役以棰楚，舞文成恶，及事成狱毕，虽使皋陶听之，犹不能闻也。至以言语小故，陷致人於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渐至乎朝廷，时有忿，闻恶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讥。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执重，而令上得施恩泽”，此言甚非也。夫贤吏正士，为上处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当必可行也，罪之当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
　　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听行其事，则当受强死也。哀帝时，待诏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数召，后坐帝事下狱，狱穷讯，得其宿兴人言：“汉朝当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为先帝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语之时，过差失误，乃不足被以刑诛，及诋欺事，可无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即以是论谕人主，宁可谓曰：“何为比我禽兽乎？”如称君之圣明兴尧、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
　　世主既不通，而辅佐执事者复随而听之，顺成之，不亦重为朦朦乎？九江太守庞真案县，令高曾受社祭厘，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盗，上请逮捕。诏：“厘不赃。”天下缘是，诸府县社腊祠、祭灶，不但进熟食，皆复多肉、米、酒、脯腊诸奇珍，益盛，是故诸郡府至杀牛数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