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挟弓而干阖闾，阖闾曰：“大之甚，勇之甚。”为是而欲兴师伐楚。子胥谏曰：“不可，臣闻之，君子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雠，臣不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于是拘昭公于郢。数年而后归之，昭公济濮水，沈璧曰：“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楚人闻之怒，于是兴兵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谏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于是兴兵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从，于是召卫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计，正法之本，使民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前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虞者，必见謷于民。语曰：‘愚者晤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治。君无疑矣。”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攻不什不易器。臣闻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制礼。礼法两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灭也不易礼。然则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乡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和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之议，人心不疑矣。”于是孝公违龙挚之善谋，遂从卫鞅之过言，法严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当时取强，遂封鞅为商君。及孝公死，国人怨商君，至于车裂之，其患流渐，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削刻无恩之所致也。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项严暴而亡，汉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谋之本也。
　　秦惠王时蜀乱，国人相攻击，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人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恐蜀乱；先伐蜀，恐韩袭秦之弊，犹与未决。司马错与张子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子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者务广其地，欲强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服焉。服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竭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号为诸侯，而使陈叔相蜀，蜀既属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诸侯，司马错之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