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读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北边的德国人却用一种略带恼怒和藐视的目光眼望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也没有紧张的秩序，而愿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并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乐。维也纳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彻底破坏的所谓能干，不喜欢那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的追逐，他们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每一个毫无妒意的人在与人为善和或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气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着名原则，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遵循。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都不带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的。在从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互相攻击时，尚且讲豪侠气概，那些国会议员们虽然也在报纸上、国会里互相责骂，但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演说之后，仍然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在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种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它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隔离；那种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百姓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的慌慌忙忙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支持措施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然事变；即使外面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当作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