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了能用综合的文学手段来描述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没有亲眼见到战争。我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几乎快一年了，而在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正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残酷的战争。我曾经有过好几次到前线去的机会，几家大报曾三次向我请求，要我作为它们的随军记者，但是任何形式的报道都必然要承担这样的义务：完全本着爱国主义的和肯定的精神去描述那次战争，而我已经发过誓—我在一九四○年也信守了这样的誓言，就是永远也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这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奥德强大的攻势于一九一五年春在塔尔努夫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只用了一次集中兵力的进攻就占领了加利西亚与波兰。军事档案馆便想在奥地利占领区里的所有俄国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被撕下或销毁以前，赶紧把它们收集到自己的图书馆里。档案馆的那位上校恰巧知道我有收集的才能，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能办这件事，我自然立刻行动；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来坐任何一辆军用列车自由活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受任何特殊部门的管辖，不直接从属于任何一个机关或上司，这种待遇使我遇到了最离奇的事情：我并不是军官，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而且穿着一套没有特别标志的军服。每当我出示我的机密证件时，便会引起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公职人员都以为我一定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官员或者身负什么神秘的使命。又由于我避免去军官食堂，只是在旅馆下榻，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种方便：我可以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不用任何向导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收集宣传告示这个基本任务并不使我感到为难，每当我来到加利西亚的一个城市，来到塔尔努夫，来到德罗戈贝奇、伦贝格，那里的车站旁总有一些犹太人站着，他们是一些所谓的代理商，他们的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都能帮你搞到。这也不错，我跟其中一位万能的老手说，我想得到俄国占领别的文件与通告。那位老手跑得象黄鼠狼一样敏捷，他把这个任务通过秘密渠道传达到几十个下属的代理商；三个小时以后，我一步未迈就收集到了这方面最齐全的材料。凭借那种杰出组织，我的时间绰绰有余，我可以观看不少东西，而且我也确实看了不少。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可怕的贫困，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所感到的恐惧，犹如一层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们的眼睛。我还看到犹太人聚居区居民的从未想到过的困境，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或地下室的房间里。而且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敌人。在塔尔努夫，我遇到第一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四方形的地面，四周围着栅栏，那些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绝大多数蓄着胡须的蒂罗尔人看守着。那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被征入伍的，他们服役期限已满，可是如今已无依无靠，跟那些战俘一样；而跟那些漂亮的、头面修得挺光的、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却很少有相似之处；那些漂亮的士兵在我们家乡是经常登上画报的。不过，奥地利那些战时应急服役的奥地利超龄士兵对战俘的看守没有半点儿好斗和苛酷的意思；他们也根本不想对那些战俘进行严格的防范，他们和战俘象同伴一般坐在一起，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要逃跑的表示。只是他们在语言上互不相通，双方才闹出特别多的笑话来。他们互相敬烟，互相戏闹。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里掏出几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他的敌人看，敌人们一张一张地欣赏着，还用手指问着那个蒂罗尔人，那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些粗野、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就是说，故争是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柬手无策，凡是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陪伴着我整个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那些商店里的家具就象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被掏出来的内脏堆积在路中央。而介干成场之间、那些长势颇好的庄稼地又给我这样的希望：在几年内，一切被破坏的景象几年以后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能估计到，对战争恐惧的回忆会那么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象战争的痕迹能很快从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