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
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
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谤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发誓，说他们就在战争爆发前，亲眼目睹装着黄金的汽车从法国驶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会传开的挖眼睛、斩手肢的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方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象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每次故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由于宣传部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变得声名狼藉，各国人民尽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报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情的放纵。人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和法国与英国作斗争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取消，甚至纯洁的少女（EnglischenFraulein）修道院的名称也不得不修改，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把精神文化财富象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