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还是始终从教科书和美术馆绘画的角度看待战争：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脏中央；壮烈的牺牲，而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又回到家了。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至多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自发老人记得起来。不过，那是一次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三个星期就结束，也没有多少牺牲，刚刚喘口气的工夫—而这一回，普鲁士又是奥地利的同盟国。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