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林克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下午，我们是和詹姆斯恩索尔一起度过的。詹姆斯思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古怪、离群素居、性格内向的人。饱曾为军乐队作过一些简单的、不象样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可是他为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却远远超过对自己创作的油画。他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那天他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本来是他很不乐意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怪诞的想法：希望有人愿意从他那里买走一张画。
他的美梦是：把画高价售出，但同时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边—朋友们笑着这样讲给我听—因为他既贪图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当他脱手一张画，他总有好几天神志恍惚。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贡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觉得很开心，正当这样一队用狗拖着机枪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这使那个跟着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表示如此的亲热很可能有损于军队的尊严。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可是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我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比利时突破，尽管签订有各种条约。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悠闲、愉快地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客，一方面又在边境结集军队准备进攻，这是完全荒谬的。我说：无稽之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几天接着来到了。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连我自己也在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以后，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而且也正及时。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或者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冲冲走下车厢，去打听新的消息，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赫尔倍施塔尔的半途中，突然停在野外。我们挤在车厢的中间过道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黑暗中朝我们这个方向对开过来，敞篷的车厢用粗帆布蒙盖着。我隐隐约约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在向前方开拔。但也说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磊用战争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危急时刻抱一线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的列车继续向前驶去，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的踏板，打算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消息。当我准备走进候车室时，一个神色严厉的白胡子车站职员守卫在紧闭的门前，说谁也不许走进车站的大厅。不过，我已经听到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已在进行，让人不寒而栗。我重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奥地利驶去。现在是再也不容怀疑了：我正在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布故争总动员的告示。列车上挤满了刚刚入伍的新兵，旗帜飘扬，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
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