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是玩弄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手段。不过，同盟国和协约国内部的联系却愈来愈密切，愈来愈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实行了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限。多余的力量最终必然要发泄出来；而巴尔于战争的征候则表明，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转移。
那时虽还没有一片惊恐，但却始终郁结着一种不安。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就会感到轻微的不快。难道战争果真会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和目的的情况降临到我们头上吗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十分缓慢—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全党，有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老—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教皇领导下的强大的天主教组织；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有少数几个反对秘密勾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对战争的行列，诚然，象通常一样完全是单枪匹马；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惜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因为由于我们自己的乐观主义，我们在思想上还根本没有看到战争这个问题，没有看到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在当时社会名流撰写的重要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专门谈到战争的或者大声疾呼地告诫人们。我们以为，当我们用欧洲的方式进行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对于时局我们只能发挥间接的影响）宣传这样的理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方式增进谅解和思想上的团结，这就够了。而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对这样的欧洲的想法最为拥戴。我看到在巴黎有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的周围，他们和老一代的人不同，他们反对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雷内阿科斯、让里夏尔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组织修道院文社，然后是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种正在到来的欧洲主义的热情的先驱战士。欧洲一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毫不动摇地、抱着憎恶的态度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以前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思想坚定、富有才华的青年。在德国，是弗朗茨韦尔弗尔和他的世界的朋友—雷内席克勒一起为促进相互谅解而热情地工作。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在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的和睦。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致意的是朱塞佩安东尼臭博尔杰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也不断传来鼓励。
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曾写情给我说：请到我们这里来吧！给那些想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们看一看，你们在奥地利的人是不要战争我们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但是我们如此相信理智本身同时也是我们唯一的过错。当然，我们没有抱着足够的怀疑态度观察眼前的征兆，然而，不将信将疑，而是充满信任的态度，难道不正是真正的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信任饶勒斯，我们相信社会党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伴当作炮灰运到前线去以前就会把铁轨炸毁。我们期望着妇女们将会拒绝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去当无谓的牺牲品。我们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义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
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再则，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位能把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来的组织者。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个提醒大家警惕的人，只有一个高赡远瞩的人；而最奇怪的是，他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却长期对他这一位命运安排他要成为我们领袖的人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最后时刻才发现他—这是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机遇之一吧。再说，要发现他也很难，因为他住在巴黎远离闹市的地方。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写一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那么他将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纸上大肆吹捧的可以想得起来的诗人和名字中间恰恰没有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们名字的时候进行错误的联系。自一九OO年至一九一四年，我从来没有在《费加罗报》和《马丁报》上看到过有人提起诗人保尔瓦莱里的名字。
马赛尔普鲁斯特是作为沙龙里的小丑。而罗曼罗兰则是作为知识渊博的音乐学者。他们几乎都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小有名气，而他们的伟大作品却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猎奇、文学艺术最发达的城市里悄悄完成的。
我及时地发现了罗曼罗兰，纯属偶然。一位在佛罗伦萨的俄罗斯女雕塑家邀请我去喝茶，为的是要给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时也想给我画一张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