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不是指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喜马拉雅山的风光在我这次旅行中给我感受最深的便是这些；而是指那些我新认识的人，那些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些人和一个作家在欧洲内地通常遇见的完全不同。当时，人们的生活部还比较节俭，还没有组织象厨师这类人出去谈游的事，所以凡是走出欧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是他的那种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绝不会是一个眼界狭小的小商贩，而必定是一个巨贾；如果是医生，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袭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去从事开拓的征服者，他们敢于旨险、慷慨豪爽、毫无顾忌，纵然是作家，也是一个好奇心较强的人。当时，在旅行中还没有收音机可供消遣，所以在我旅行的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从和那另一种类型的人们的交往中知道了许多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读一百本书。我远离了祖国，我内心评判事物的标准也随之改变。我在国国以后开始把某些我早先认为并非目光短浅的事当作孤陋寡闻来看待，而且，我也早已不再把我们的欧洲视为是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时遇到的各种人物中，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尽管不是公开的、朋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驶的内河轮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他当时正作为德国武官出使日本。他的细长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钧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们有过来往，那是一些友好、热情和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而穿上军装，企图在服役中替自己寻找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的书香门第。其父曾发表过不少诗作，而且我相信还曾在大学里当过教授；同时，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渊博。他当时的使命是去实地考察日俄战争，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身上再次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话，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的各种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双简望远镜细细观察着每一处地方，记日记、写报告，查辞典。我难得见到他手里不拿一本书。作为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还善于表达。我在谈话中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东方之谜。在我回国之后，我仍然和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且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两地进行互访。因一场严重的肺病，豪斯霍费尔在达沃斯或者阿洛沙呆了一年；由于离开了军队，反而促使他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便又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时，我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了他。我完全能够设想，他必定痛苦万分，因为他在战胜国之一的日本有许多朋友，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参与建立德国强国地位的工作，说不定还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之一。
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但在那次新的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懂得其中更深的意思—事情经常是这样。我真诚地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要仔细研究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奇特现象，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首创的，我也只是按照施本格勒的意思，把它理解为时轮回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唤起的一种和时代有关的、变化无常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求更仔细地研究各民族的各种个性和建立一种学术性的常设指导机构，在我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以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的着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籍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我所听到的各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反应，也都说他的讲课非常有启发、有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可是当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用一种不言而喻的腔调对我说：哎，您说的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异得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因为第一，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的出身，根本谈不上种族纯；从而使他的两个（非常有才华和讨人喜欢的）儿子也完全经不住纽伦堡的犹太人法；此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以自己最最狭隘、最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不过，鲁道夫赫斯曾是豪斯霍费尔的学生之一，是他在豪斯霍费尔和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是很少采纳别人的思想的，但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为之效力，因此，他就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从来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伪善地隐藏起来，而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裸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由于希特勒在确立自己目标的时候把生存空间的理论进行了祸及世界的彻头彻尾的篡改—最初还严格限于国家和种族纯粹的目标，后来则蜕变成这样一个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是整个世界—我不知道豪斯霍费尔对此是否知道和有意—于是，我的那位旧日的旅伴今天不得不承担罪责，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象先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据我所知，豪斯霍费尔本人在纳粹党内从未获得过显要地位，也许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躲在幕后、想出最最危险的计划和给元首种种暗示的精灵般的谋士—就象今天善于耍笔杆的新闻记者似的。然而，毋容置疑的是，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也许后世会比我们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届时才能对他这个人物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
在那第一次海外旅行之后，过了一些时日，接着便是第二次到美洲去的旅行。这次旅行的意图也无非是见识见识世界和看一看我们自己未来的一角。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远涉重洋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挣钱或是贩卖美洲的新闻，而是纯粹为了把自己对这块新大陆的相当没有把握的想象和现实印证下。我相信我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我对那块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样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美洲对我来说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节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在我远渡重洋以前，我再次阅读了那伟大的《卡美拉多》的连篇累牍的长行诗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进曼哈顿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欧洲人通常有的那种傲慢感情，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襟。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当我在旅馆里第一次问门卫我想去看一看的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时，我的这一要求显然使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感到非常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哩。
纽约给我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有着迷人的美丽夜景。当时，泰晤士广场边上还没有灯光照射、水花四溅的人工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