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会把人们的心抓住。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愿意和每一个新相识的人交谈，而不是那种不爱答理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会向每一个新遇见的人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一天我和他初次见面时一样。我以后还高兴地看到过无数次他的这种为人对别人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当时他还一点都不了解我，就已经一见如故，那仅仅是因为他听说我喜爱他的作品。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高兴的意外事。早就想为自己和维尔哈伦实现一项夙愿的范德施塔彭几天来一直在为维尔哈伦雕塑一具半身像，今天该是最后一次临摹。范德；施塔彭说，我的到来是他运气好，因为他正需要一个和一动不动坐着的模特儿聊天的人，这样就可以雕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倾听的面孔。于是我盯着这张脸看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高高的前额，艰难的岁月在脸上布满了皱纹，栗色的卷发耷拉在储色的额角上，面部表情严肃。饱经风霜的褐色皮肤，轮廓显明的向前突出的下颚，狭窄的嘴唇上蓄着两撇很长的维钦杰托列克斯式的八字须，一双瘦削、灵巧而有力的双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强烈地搏动，显出有点紧张不安。象农民似的宽阔的双肩，好像支撑着他的意志的全部力量，相形之下，瘦骨鳞峋然而精神矍铄的头却显得太小了一些，只有当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人们才会看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注视着这座半身塑像时，我才知道它是多么逼真，完全抓住了他的特征。范德施塔彭后来的雕塑品都没有超过这件作品。它是表现一个诗人的伟大的真实纪录，是永不消逝的力量的纪念碑。
经过那三小时之启我已非常喜爱这个人，就像我以后一辈子都喜爱他一样。在他的秉性中有一种从不沾沾自喜的稳健。他不为金钱所左右，宁愿在乡下生活，不愿为生计写一行字。他对功名成就十分淡薄，从不用迁就、奉迎，或者通过熟人关系米追逐名利。自己的朋友和他们的忠实友情已使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降临到他身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是一个知足常乐，胸襟坦荡的人。如果谁和他在一起，就会切身感到他的那种独特的生活理想。
这会儿，他就在我—一个年轻诗人的眼前，恰如我所想要见到的那样，就在我初次和他见面的第一个小时里，我就决心要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这样的，决心确实要有胆识，因为这位欧洲的赞美诗人当时在欧洲还只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尽管我事先知滇，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自己两年或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却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时间、热情用到翻译一部外文作品上。我要竭尽全力完成一项道义上的任务。我以往的四处寻觅和探索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清楚自己道路的青年作家提出什么忠告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可以首先作为一个演员或者翻译者去啃一部较重要的大部头作品。这类工作虽然需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因为去做一在我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的两年之中，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候是去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经得到意想不到的报酬：他在国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我，并且不久也就成了我的朋友。于是，有一天，埃伦。凯伊—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曾以无比的勇敢在那个目光偏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进行过斗争，并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着作《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心灵最易受到伤害。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和他的诗友们的，而且也是她使挪威人约翰伯那尔成为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的，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这位文学史上的国际大师也对我表示出了他的兴趣。
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不久就在德国开始变得比他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出名，最着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登台朗诵由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因哈德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搬上了德国舞台。上述这些事终于使我感到欣慰。不过，现在该是我回忆另一件事的时候了，即我除了担负着这一项对维尔哈伦的义务。我还有着另一项任务：我终于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必须戴着一顶哲学博士的帽子回家。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着要在几个月之内把那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才抠会的全部教材过一遍，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一个年轻的文学朋友在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他今天也许不愿意提起这些往事。因为他已经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官方作家和普鲁士艺术研究院院士之一。不过，学校没有用考试为难我。那位我的公开的文学活动中对我深为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向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一次私下的事先谈话中微笑着对我说：您是最怕考严密的逻辑学啰！但实际上他后来有意让我回答他知道我准能答得上来的那些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的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一次。从这时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于是，迄至今日的全部岁月都只是为了取得内心的同样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时代却越来越变得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