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把身子靠在软椅背上，似乎比刚才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在开始阅读我的手稿（因为我事先并未预料他会这样）。他看得很慢，总是一页一页地往下翻，而不抬头向上看一眼。当他阅完最后一页之后，缓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我很高兴能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的这篇漂亮散文。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的中士胸前一样。
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懂得，他的这种提携意味着一个人将从此平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之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这初次见面的时候趁就一直对我多加关照，同时他自己也利用这个与我相识的偶然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艺术已趋袁微。恰恰相反，在维也纳，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呢，他们当中将会出现佼佼者，这时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着名的人物率先为我能获得令人瞩目因而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制造舆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决定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和他贴在一起。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同志对他那种不尊的态度使我和他疏远开来—那种不尊的态度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根本不懂犹太精神，且至连犹太人的风尚习俗都一窍不通。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他的理由，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礼貌的。我知道，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却亟需教育。
那个小圈子里的争论不休、敌对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诚、端正的组织关系使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出于好奇心接近过这个运动，那仅似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当我们有一次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对儿戏似地讨论问题、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争吵已习以为常了。在两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犹太人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世界创造真正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现在才学习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学会这种献身精神，因为我毕竟还要不断地给副刊写文章，毕竟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我的职责是只能在报纸上宣扬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的想法。不过，我正处于改变自己这种现状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茨尔久久不能下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甚至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私人财产，不过，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那一席谈话，还有他的许多日记都表明，陷于内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么痛苦。
从那以后我曾见过他多次，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我在国外时和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有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遇见了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从前那种飞快的步伐。我礼貌地向他问了日安，想匆匆走过。但是他却迅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老躲着我
这根本不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国外去很好。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勇气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构想。纵然有这种设想，也早被他们毁于萌芽状态之中。好在这种构想是从国外带来的，一切都在国外想好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懊丧地抱怨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尤其是从东方，现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感到十分厌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