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想，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想，虽然我对此已充分认清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偶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象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梦幻中的官殿里，就好象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自己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悠闲安适和不事声张的生活，其实讲的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在那方圆不大的乡村地区居住着犹太人的世族。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受压抑的心情，但也没有东方犹太人—加利西亚犹太人的那种随时都会显露出来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体魄强壮，就象当地的农民穿越日野一般，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在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十分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过手工纺织品。然后，奥地利的工业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景气。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由于使用合理而使纺织品的价格和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相比大大降低。是犹太人率先以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临时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那些工厂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祖父兄是一个经营成品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心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然后经过多年经营，小心谨慎地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但是，尽管当时经济景气得十分诱人，我父亲仍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大方式，那完全是一种时代意识。再说，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性格。他牢记他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拥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资本而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成一家大规模的企业更为重要。在他毕生的时间里，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的唯一骄傲。他讨厌任何投机买卖，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也不干。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一笔不了解的交易。当他渐渐地有钱和愈来愈有钱时，他也从不把它归功于大胆的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是把它归功于自己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来作开销，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款项用来补充资本。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无忧无虑地花尽，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他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用这种变利为本的不断积累而使自己富起来，在那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而国家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象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克勤克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的人得利最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这种一般方法，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跟这种财产的骤增相比，我们家庭的生活开销依然是非常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居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华生活：和我母亲乘车到尼斯去度了一个月的冬天。总的说来，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量入为出，而不是寅吃卯粮。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他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一但他却坚决拒绝任何的荣誉和荣誉职位，在他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分，而象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完全可以经常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必须道谢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