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种智慧的道德风向完全忘记了：一旦把魔鬼关在门外，十之八九，魔鬼会被迫从烟囱或者后门进来。用我们今天比较不受拘束的目光来看，那种服饰无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材竭力掩盖起来，我们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我们只看到那种时尚挑逗地突出了异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如果两人都身材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一看，就觉得他们结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从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要尽可能保持距离。男人们为了好看，蓄着长长的胡须，或者至少要不时捻捻一撮很浓的小胡子，作为男性的明显点缀。而女人则用那件紧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征胸脯炫耀地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此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坚强的男性和软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要求女人腼腆、温柔、小心谨慎，要求男子像猎手，女人像猎物，而不是两者毫无差别。
由于仪表上的这种人为的南辕北辙，那种内在的异性吸引力，即性爱也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那个社会由于采取这种违反心理的对性保持缄默和掩盖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学、艺术、穿着方面出现有伤风化的事，到处去防范能引起位兴奋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头始终围绕着不道德的勾当转。它到处寻找那些可能会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处于窥探色情的状态；在当年那个世界看来，正派作风始终处在发发可危之中：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都会有失体面。也许，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个女子在运动或者打球时只穿一条裤子，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个女子在当时根本不可以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这样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东西，譬如说，男人的裤子，那么她必须另找一个词来代替，清白纯洁的下装这样一个词，或者用那个为了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
在当时，几个身分地位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视下举行一次郊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发生那种事。这样一种聚会，只有当监护人—母亲们或者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伴随着年轻人，才会许可。纵然在最炎热的夏天，年轻的姑娘们想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双臂打网球，将被看作是骇人听闻的丑事；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场合交叉着双脚，将被认为是大失体统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她的裙边底下的节骨就会露出来；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去触及一个女人的皮肤。妇女们在辽阔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饰，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子到脚跟全部捂得严严实实，为的是要忘却自己还有肉体，甚至在室内洗澡还要穿着白色的长衬衣。当妇女们作为年迈的老太太死去时，除了她们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从来就没有人见过她们的肩膀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传奇或夸张。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固然像是童话或者是滑稽的夸张。然而在当时，从社会的最高阶层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严重的真正神经官能症，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么还能想象下面这样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妇女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样两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马时，农民们会向她们大扔石块；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维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犊地讨论那件大大有伤风化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们不穿针织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第一次身穿古希腊式短袖齐膝白色长衣，赤着双脚而不象通常那样穿着绸缎小鞋舞蹈时，简直成了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为了偷偷地掩盖一切的体面小大衣竟有许多破绽、裂缝和漏洞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种始终受到威胁的体统而惶惶不可终日是多么可笑。因为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在五十个中学生中就有一个在昏暗的小胡同里遇见自己的老师干着有伤风化的勾当，或者在家属中愉听到某个张三李四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行非常一本正经。事实上，那种遮遮掩掩的笨拙伎俩只能引起我们更强烈的好奇心并使之达到难忍的程度。而且由于人们不愿让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这种好奇心在大城市里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干净的发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