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但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俾斯麦最喜爱的花和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它的目标是，用猛烈的冲击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比希特勒还要早的梦想）。
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是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按人数而论，势力微弱，但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无度的野蛮作风补偿了这种不起眼的地位。该党的若干名议员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从旧的意义上说）和暴政的代表。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区的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钵。他接过格奥尔格。舍纳雷尔的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讲德语的数千名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遵循的，从天主教皈依新教，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声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支肆无忌惮、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也就学会了这样一个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用橡皮根冲击会场，在夜里袭击对手并把他们打倒在地，从而为国家社会主义效劳，舍纳雷尔则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为德意志民族党出力。那帮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手段。每当他们采取一次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把自己像军人似的组织起来，高呼口号和吹着口哨，列队游行而过。那帮大学生把自己编成所谓大学生团，脸上带着击剑留下的伤痕，经常聚众酗酒闹事，大学的讲堂由他们统治着，只因为他们不像别的大学生仅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处寻衅。
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族大学生，一会儿猛揍犹太族大学生，一会儿又围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学生，一会儿大打意大利大学生，并把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赶出大学。只要那帮子大学生出来闲逛一趟（他们把每星期六的这种逞凶示威称为闲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讲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无策地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那帮无赖学生闹腾；警察能够尽力的，仅仅限于当流血受伤的人被那帮民族主义的流氓从楼梯口扔到街上以后，接着把这些人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虽然人数极少，却善于虚张声势，每逢这个党想贯彻什么意图时，总是把那帮子大学生当作冲锋队，当巴德尼伯爵在皇帝和帝国议会的赞同下决定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将会在奥地利的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和平，看来还会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那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团员们，占领了环城大道，于是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枪击来镇压。但是，在那非常讲人道和软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既憎恶任何的暴力骚动，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力行动面前退却：总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的志趣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是象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