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每张报纸的体育部分，我觉得都像是用中国字写的，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对所有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的记录，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一样不开窍，有一次，有人鼓动那位沙阿去参加一次跑马大赛，他却以东方人的智慧说道：干吗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同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得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唯有下棋尚得我们几分垂青，因为它需要动脑筋。而更为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潜力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自己周围的大自然。在我头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风光。当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空空荡荡，却使我们更加迷恋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在咖啡馆里读到更多的报章杂志，到手得快，种类也丰富。后来，我曾用了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弥补我身体上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笨拙，来调整那种幼稚的贪多求快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不过，总的说来，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殷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正是在艺术方面酝酿着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比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的人所曾满足过的更为热烈、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的事物。但是，由于被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所深深吸引，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里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的波及和先兆。
这些变化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已开始在我们这个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和一声不吭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正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如同疾风暴雨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这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此之前，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是赋予交纳了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然而，从这个阶级中挑选出来的律师们以及农场主们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而无比自傲。
他们讲究尊严、体面、高雅的谈吐，因此国会开会时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出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信仰，真诚地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会使世界进步，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来促进全体子民们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代表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生活富裕的人，而并不代表全州儿十万和几百万人。在此期间，机器生产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来。在一位俊杰—维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无产阶级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实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刚一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也就不复存在。现在处处是激烈的利害冲突。斗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