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我自己的那些书虽然都已译成英文，但在那里不太出名；英国还一直是我的着作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友谊的时候，我还从未见过一位要在英国出版我的着作的公司经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准备，象三十年前一样在那里忍受陌生的感觉。
可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我在伦敦感到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自己变了。我老了三十岁，在紧张和过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之后，我渴求再次过上平静的生活，别再听到那些有关政治的事情在英国自然也有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说，在文学中也有门户之见与流派，各种争吵与隐蔽的竞争，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别使我感到舒适的我终于又感觉到在自己周围有一种谦恭的、宁静的、没有仇视的市民气氛。
在前些年里，没有什么再比在农村和城市里笼罩着我的仇恨与紧张气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进那种争论中去。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张皇失措的表情，伦敦和我们那里不一样，在伦敦的公共生活中，诚实和温文尔雅有着较高的水准，而我们的国家由于充满了欺骗而变得不仁不义。伦敦的居民生活安详、满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心爱的小玩意身上，他们不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留我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已出版，我正看着我写的《伊拉斯谟》那本书的校样，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在完成那部影时现实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的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我马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的手迹感兴趣，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浏览着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真的参预了谋害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可看的读物，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象保护圣灵一样保护着她，一本肤浅而又愚蠢的书。出于无法医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它说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开始对这件事件发生兴趣。我打听哪一本是真实可靠的书，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于是我寻找，摸索，不知不觉陷入了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并不真正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那本书后来使我好几个星期离不开图书馆。当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已决定，我想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把那本书写完，我得回到对我来说已变得可爱的伦敦。
用不了两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已变得非常糟糕。从充满宁静、安稳气氛的英国到那个弥漫着狂热和好斗气息的奥地利，就象人们在纽约的酷热的七月天，从一间空气凉爽、有空调的屋子里突然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报纸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感到经济压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在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
法国和英国太疏远了，而且它们对奥地利也极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怀着宿怨，在跟维也纳竞争—于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当时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潮流，解散国会，从而也就结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灭或者剥夺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有势力、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的权力，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的。而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