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种不信任感—把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就从未接待过一个年轻人，而且谁不幸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那么他就得到处克服那种不信任感。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象是三十岁似的；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像四十岁似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打扮自己。报纸上宣传介绍怎样加速长胡须的方法。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部胡须和戴上金丝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步履从容稳重，而且可能的话，挺起一个微微凸出的圆肚子，以体现那种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虚荣心的人，都竭力装作自己已脱离那种被人视为靠不住的青年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这样。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已不愿意再背中学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学生。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候起就对人采用吓唬的蠢办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吓唬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再闹的话，就去叫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某一门副课的一个不好分数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让我们上学了，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这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一下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呢。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国家机关，到处都采用这种手段，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年轻人：
他还没有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说话，而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学校里的可怜虫—教员，便高高地坐在讲坛上，始终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也都应该局限在教学计划之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不仁，就是使他们激奋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少自卑情绪。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
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或许这不是偶然的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从何产生的。不过我记得，当有一次演讲旅行时，有人为我选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底下长椅上的听众，好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地不许说一句话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个中学年代那种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是怎样使我受罪的。于是我感到一阵害怕，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