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呆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象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象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那样，问他有没有必要让我这样老站着。我这样问并无恶意，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憋着的那股怒气似乎变得更明显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习惯：当他在城里或在乡下的夏吕斯城堡设宴招待客人时，总喜欢模仿他国王：晚饭后躺在吸烟室的一张安乐椅上，让他的客人站在他身边。让这个人给他递火，向那个人敬一根雪茄，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喂，阿让古尔，您坐呀，亲爱的，拿一张椅子坐下，”等等。
他坚持让他的客人多站一会儿，无非是想向他们表示，没有他的允许，他们不能坐下。“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在强迫我离开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我目瞪口呆，没有动弹，既没有象我应该做的那样扬长而去，也没有象他要我做的那样换一张椅子。“先生，”他字斟句酌，说到最无礼的字眼时，欲擒故纵，把第一个辅音拉得很长，“我是在一个不愿披露姓名者的恳求下屈尊同您约会的，这次谈话将标志着我们关系的结束。我不想瞒您，我原来是希望有更好的结局的。如果我对您说，我对您曾有好感，这也许有点歪曲词义，出于自尊，是不应该说的，即使是对不知道这话的价值的人。但我相信，‘厚爱’一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意思是进行最有效的保护，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回到巴黎后，甚至还在巴尔贝克的时候，就告诉过您，我是您可信赖的人。”我只记得在巴尔贝克同他分手时，他对我非常无礼，于是，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他怒吼一声，脸色变得刷白，抽搐着，和他平时的脸判若霄壤，就象在暴风雨的早晨，大海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笑脸，喷射出无数粗蛇般的泡沫和口水一样，“您说您没有收到我要您记住我的信息？这几乎是一种表露。在我托人捎给您的那本书上，您没看见有什么装饰吗？”
“很漂亮的交织花体字，”我对他说。
“嘿！”他轻蔑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杰作很少了解。要是一个柏林青年不知道《女武神》，大家会怎么看他？再说，您的眼睛是白长的，因为这部杰作，您对我说您读了两个小时。我看，您对花体字不见得比对家具的式样更在行，不要申辩，您对式样就是不在行嘛，”他狂怒地喊着，“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要在上面干什么。同样，您连贝戈特那本书的封面装饰——巴尔贝克教堂刻有毋忘我花体字的过梁都没有认出来。难道还有比更明白的方式对您说不要总忘记我吗？”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的面孔虽然令人生厌，却比他家里任何人的面孔都漂亮，象是上了年岁的阿波罗。但是，从他恶毒的嘴里，似乎随时都会喷出橄榄色和黄胆色的液体。至于智慧，不能否定他见多识广，他知道的许多东西是盖尔芒特公爵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但是，不管他用怎样的花言巧语掩饰心中的仇恨，人们感到这个人是会杀人的，或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或因为爱情失意，或有怨恨，或是虐待成性，或是为了捉弄人，或是有一个不可消除的意念；他还会用逻辑和巧语证明自己杀人是正当行为，杀了人也比他的哥哥、嫂嫂，比其他许多人不知强多少倍。
“是我向您迈出了第一步，”他继续说，“就象委拉斯开兹①在《枪骑兵》这幅画中画的胜利者，向着最卑微的人走去。我什么都有，而您却一无所有。我做的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我的行动是不是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您却置之不理。我们的宗教劝诫我们自己要耐心。对您那些可以说是无礼的行为，如果您可以对一个远远比您高贵的人无礼的话，我向来只付之一笑，我希望，我对您的耐心会无损于我的声誉。不过，先生，现在谈这一切，已不再有意义了。我对您进行了考验，当代最杰出的人风趣地把这种考验叫做态度的考验，用无限的热情考验您的态度，他有充分理由说，这是最可怕的考验，因为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您没有经受住，我不怪您，因为成功者寥寥无几。不过，至少，我不希望您恶意中伤我，我希望我们将要进行的这最后一次谈话能达到这个结果。”
①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一生创作大量的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枪骑兵》是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