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们在完全处于暴政之下以前没有逃避暴政的任何方法，他们就不能免遭暴政的迫害．因此他们不但享有摆脱暴政的权利，还享有防止暴政的权利．
所以，第二，政府解体的另一条途径是当立法机关和君主这二者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的时候．第一，当立法机关想要侵犯人民的财产，使他们自己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成为人民的生命、权利或财富的主人或任意处分者时，他们背弃了他们所接受的委托．
人们参加社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物；他们选择一个立法机关并授以权力的目的，是希望由此可以制定法律、订立准则，以保卫社会一切成员的财产，限制社会各部分和各成员的权力并调整他们之间的统辖权．
因为决不能设想，社会的意志是要使立法机关享有权力来破坏每个人想
通过参加社会而得到的东西，以及人民为之使自己受制于他们自己选任的立法者的东西；所以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在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可以无需服从他们，而只有寻找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
所以，立法机关只要触犯了社会的基本原则，并因野心、恐惧、愚蠢或腐败，力图使自己掌握或给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种绝对的权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权利和产业时，他们就由于这种背弃委托的行为而失去了人民为了极不相同的目的曾给予他们的权力．
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本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求得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的．
我在这里所讲的一般与立法机关有关的话也适用于最高的执行者，因为他受了人民的双重委托，一方面参与立法机关并担任法律的最高执行者，因此当他以专断的意志来替代社会的法律时，他的行为就违背了这两种委托．
假使他用社会的强力、财富和政府机构来收买代表，使他们服从于他的目的，或公然预先限定选民们要他们选举他曾以美言、威胁、诺言或其他方法收买过来的人，并利用他们选出事前已答应投什么票和制定什么法律的人，那么他的行为也背弃了对他的委托．
这种操纵候选人和选民并重新规定选举方法的行为，岂不表明从根本上破坏政府和毒化公共安全的本源吗？
因为，既然人民为自己保留了选择他们的代表的权利，以保障他们的财产，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经常能自由地选举代表，而且被选出的代表按照经过审查和详尽的讨论而确定
的国家和公共福利的需求，可以自由地作出决议和建议．那些在未听到辩论并权衡各方面的理由以前就进行投票的人们，是不能办到这一点的．
布置这样的御用议会，力图把公然附和自己意志的人们来替代人民的真正代表和社会的立法者，这肯定是会遇到的最大的背信行为和最完全的阴谋危害政府的表示．如果再加上明显为同一目的而使用酬赏和惩罚，并利用种种诡计来歪曲法律，来排除和摧毁一切阻挡实行这种企图和不愿答应和同意出卖他们的国家的权利的人们，这究竟是在干些什么，是无可怀疑的了．
这些人用这样的方法来运用权力，辜负了社会最初成立时就赋予的信托，不难断定他们在社会中应具有哪种权利；并且谁都能看出，凡是曾经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不会再被人所信任．
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既然人民是愚昧无知的，经常心怀不满的，那么把政府的基础放在人民的不稳定的意见和不确定的情绪之上，将会使政府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如果人民一旦不满意旧的，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没有一个政府会能够维持很久．
我对于这种说法的回答是：正好相反．人民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易于摆脱他们的旧的组织形式．别人极难说服他们来改正他们业已习惯了的机构中的公认的缺点．
如果存在着一些当初就产生的缺点或日积月累由腐败所引起的一些偶然的缺点，即使大家都见到有改变的可能，也不容易加以改变．
人民迟迟不肯放弃他们的旧制度的倾向，在过去年代我国发生的多次革命中，仍旧使我们保留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所组成的旧的立法机关，或经过几番无结果的尝试之后仍使我们重新采用这一制度．
尽
管我们的有些君主在义愤的面前被逼退位，但那种义愤却并未使人民另找别的王室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