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设想，在政府建立的初期，国家在人数上与家族没有太大差别，在法律的数目上也与家族没有多大不同；既然统治者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为了他们的幸福而看护他们，政府的统治就差不多是全凭特权而进行的．
少数既定的法律就够用了，其余概由统治者的裁量和审慎来应付．可是，当
暗弱的君主由于过错或为谄谀所迷惑，为他们私人的目的而不是为公共福利而利用这种权力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以明文的法律就他们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各个方面对特权加以限定．
因此，对于某些情况，人民认为有明文限制特权的必要时，这些特权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广泛地留给君主，凭他的智慧专门用在正当的方面，即在为人民谋福利的方面去应用．
因此，有人如果这样说，人民以明文法把特权的任何部分加以限定，就是侵犯特权，这是对于政府的一种很错误的见解．
因为，人民这样做并没有剥夺君主的任何应享的权利，而只是宣告：他们所曾不加限定地交给他或者他的祖先的权力，是以他们的福利为目的，当他用于别的方面的时候，就不是他们的本意．
因为，既然政府的目的是为社会谋福利，那么只要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作的任何改革，就不能算是对任何人的侵犯，因为政府中的任何人都无权背离这个目的．而只有那些不利于或者阻碍公众福利的变革才算是侵犯．那些作相反主张的人们好像认为，君主的利益和社会的福利是截然不同的和分开的，君主不是为此而设立的；这就是在君主制政府中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弊害和混乱的根源．
如果果真是这样，受他统治的人民就不是一批为了他们相互间的福利而加入这个社会的理性动物；他们奉立统治者来统治他们，不是为了保护和促进这种福利，而是被看作一群处在一个主人统辖下的低级动物，主人为了自己的快乐或者利益而养活它们和使用它们．
假如人类是那样的缺乏理性和不明事理，居然加入社会，还以这种条件，那么特权的确会像某些
人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种危害人民的专断权力了．
但是，既然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一个理性的动物，当他自由时，会为了迫害自己而让自己受制于另外一个人（固然，当他有一个善良贤明的统治者时，他也许不以为在一切场合对他的权力加以确切的限制是必要的或有益的）
，特权就只能是人民之许可他们的统治者们，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场合，按照他们的自由选择来办理一些事情，甚至有时与法律的明文规定相抵触，来为公众谋福利；以至于这种作法人们都默认了．
因为，一个贤明的君主不想辜负人民给他的委托，却又关心人民的福利，就不会嫌有太多的特权、即造福人民的权力．
反之，一个脆弱昏暴的君主，经常会主张享有他的前人所曾运用过的未经法律规定他凭其职位而理应掌握的特权，其目的在于随意加以行使，以获得或形成已别于公众福利的利益，这样，他就使人民不得不重申他们的权利和限制这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如果是为了增加他们的福利，他们本来是会愿意默认的．
因此，读读英国的历史便会知道，我们的最贤明善良的君主享有的特权最大，这是因为人民注意到了他们的行动的整个倾向是为人民谋福利，因而并不计较他的没有法律根据的、为此目的而作出的一切行动，即使由于人类的任何弱点或者过失（因为君主也只是人，是与别人一样生成的）
，以致与这个目的稍微有些出入，但只要他们的行动的主要趋向明显只是关怀公众，而不是其他的话，也是这样．所以，既然人民有理由认为应该欢迎这些君主在没有法律规定或与法律的明文规定相抵触的场合有所作为，他们就对君主所做的
一切给予默认，并且没有丝毫怨言地让他们随意扩大他们的特权．
他们正确地断言，君主在这里不会做危害他们的法律的事，因为他们的行动是与一切法律的基础和目的、即公共福利相符的．
当然，这种神一般的君主，根据专制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这一论点，应该享有专断的权力，正好像上帝也是用专断权力来统治宇宙一样，因为这种君主是具有上帝的智慧和善良品德的．
根据这一点就形成了如下的说法：贤君的统治，对于他的人民的权利来说，常常会导致最大的危险；因为，如果他们的后继者以不同的思想管理政府，这种先例便会援引贤君的行动，作为他们的特权的标准，好像从前只为人民谋福利而做的事情，在他们就成为他们随心所欲地为害人民的权利，这就会常常引起纷争，有时甚至扰乱公共秩序，直至人民能恢复他们原来的权利，并宣布这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特权为止，因为社会中的任何人从来都不可能有危害人民的权利；尽管很可能并合理的是，人民不去限制那些并未逾越公共福利的界限的君主或者统治者的特权，因为特权只是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谋求公共福利的权力而已．
英国召集议会的权力，包括确定召开议会的确切日期、地点和期限在内，诚然是国王的一种特权，但是依然负有这样的委托，即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各种不同情形的需要，这一权力就是由于国家的福利而行使的；因为，既然不可能预知何时何地召集议会总是最为适当，就交由执行权来选择，以便有可能最符合于公共福利和最适合于议会的目的．
有人会提出来一个有关特权的老问题，即：谁来判
定这个权力是否使用得当呢？我的回答是：在赋有特权的经常存在的执行权和一个由执行权来决定召集的立法机构之间，裁判者在世界上不可能有；同样地，假如执行机关或立法机关在掌握权力后，企图或实行奴役人民或摧残人民，在立法机关和人民之间也不可能有裁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