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们当时没有随便地脱离他们的家族和不论任何性质的政府，并按照他们所认为合适的形式建立不同的国家和其他政府，那么必然只会有一个统括全世界的君主国了．
这是从古到今的世界的实践．对于这些生来就应处在具有既定法律和固定政体的被组织起来的古老的国家之下的人们来说，现在人类的自由，比起那些生在森林中同无拘无束的野人共处的人们来，并不受到更多的限制．
因为，那些要我们相信我们既生来就处在任何政府之下，因此我们自然就成为他的臣民，不再有任何权利或借口享有自然状态的自由这种说法的人们，提不出其他反对理由（除了我们已经答复过的父权的理由之外）
，而其论据，只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或祖先当初放弃了他们的自然自由，从而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永久受制于他们自己所服从的政府．
诚然，任何人对于他自己所作的任何约定或诺言有履行的义务，其儿女或后裔是不能以任何契约约束的．
这是因为，儿子成年时完全像他的父亲一样自由，父亲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断送儿子的自由，正如它不能断送任何别人的自由那样．
固然，某些条件可以被他附加在他作为任何国家的一个臣民所享有的土地之上，从而强制他的儿子做那个国家的臣民，假如他想享受他父亲的财产的话，由于那种地产就是父亲的财产，父亲就能随意处理或附加条件．
这一点经常使人们误解这个问题的：由于国家既不
容许分裂它领土的任何部分或为其人民以外的任何人所享有，儿子就只有在他父亲所处的同样的条件下，即成为该社会的一个成员，才能经常地享有他父亲的财产；这样，他就像那个国家的任何其他臣民一样，立即使自己从属于那个他发觉其为业已建成的政府．
这就可见，生来处在政府之下的自由人的同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而这种同意是每人在达到成年时各自分别表示的，而大家都不是这样表示的，因此人们就不注意这一事实，并且以为这种同意根本没有表示过或并无必要，就可断定这些臣民自然就是他的，如同他们自然就是人一样．
可是，很显然，政府自身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理解的．
政府并不因为对于父亲享有权力便主张对于儿子也享有权力；同样地，它们并不因为父亲是它们的臣民便把儿女也视为臣民．
假如英国的一个臣民在法国同一个英国妇女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的臣民呢？他不是英国国王的臣民，因为他必须得到许可方可获得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他也不是法国国王的臣民，因为假如是的话，他的父亲怎么可以随便把他带走和随意教养他呢？不论是谁，如果他离开或对一个国家作战，就可以单单因为他出生在这国家时他的父母在那里是外国人而被判为叛逆或逃亡者吗？显然，无论基于政府本身的实践或基于正当理性的法则，一个孩子生来并不就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臣民．
在他成年之前，他处在他父亲的教养和权威之下，到了成年，他便是一个自由人，处于哪个政府之下加入哪个国家，自己可以随意选择．
因为，假如一个在法国出生的英国人的儿子可以有自由，可以这样做，
那么很显然，他的父亲是英国的臣民这一点对他并无拘束，他也不受他的祖先所订立的任何契约的约束．
那么，他的儿子纵然生在任何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根据同样的理由享有同样的自由呢？因为，无论儿女生在什么地方，父亲自然地享有的支配他们的权力是一样的，而自然的义务关系不受到王国和国家的具体疆界的限制．
因此可见，既然一切人自然都是自由的，仅有他自己是同意的，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料想，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人同意受制于任何政府的法律的充分表示．
经常有明白的同意和默认的同意的区别，这是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只有明白同意加入任何社会才使任何人成为该社会的正式成员、该政府的臣民，这不容怀疑这种问题．
困难的问题在于应该把什么举动看作是承认的同意以及它的拘束力多大——即是说，当一个人根本并未作出任何表示时，究竟怎样才可以认为他已经同意，从而受制于任何政府．
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只要某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的默认的同意就因此表示，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用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
这不管他所占有的是属于他和他的子子孙孙的土地，或者只是一星期的住处，或者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事实上，只要在那个领土范围内，就构成某种程度的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