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福音》上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啊！“女子的心里并没有黑暗，她怀内抱有珠光，可是，那不是主赐予的：”你踞坐在荣名的顶巅有千万迎着你鼓掌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我流着泪，独跪在床前，“这一观念的根源恐怕得追溯到印度的泛神论思想。说来也不奇怪，徐志摩与泰戈尔交往甚深，泰戈尔在《缤纷集》里提出”生命之神“的概念，他对印度古代经典哲学《奥义书》所作的精湛研究，使他的思想深具泛神论色彩。《奥义书》提倡人与自然相统一，泰戈尔也提出”内在的我“与”最高起源“”无限“相统一，他对神的虔诚是和对生活、人民的爱融合在一起的。显然，徐志摩多少受其影响，当初徐志摩对泰戈尔的理解仅局限于表面，他说：”他（指泰戈尔）即使有宗教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诗心偶然的流露“”管他的神是一个或是两个或是无数或是没有，诗人的标准，只是诗的境界之真。“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发现，在泰戈尔的思想里，有着某种超越诗歌意义并弥漫于诗与生活的神灵。
在诗里，泛神论思想给女子的影响并不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体现，而是以影响她的整个生活方式来体现。这一结果造就了她内心深处的广博。她不仅体现为”把每一个老年灾民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骨血“，更关键的是她对自己嫁人的特殊认识，这一认识以自己全身心的爱为基础而被引伸到另一个与世俗相对的世界。”我或许要反抗假如我对你的爱是次一等的“，当她把自己的爱的情感上升到一种神灵的境界时，与之相应的便是对肉体的鄙视。年轻女子从恋爱一开始便经历了一个心灵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以死为结局时，死亡本身也就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死在诗中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理想的爱情的再生，是真正生命永恒的延续。在此诗的结尾：
现在我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年轻女子在死前所幻化出的自己要飞往的太空世界是永生极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实现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来完成的，精神的灵光将获得一种崭新的爱的面目。在徐志摩的大多诗作中，爱与死经常联在一块。从情感的角度看，死是爱的最高形式，从哲学的角度看，死是生存的唯一实在：”我不说死吗？更不畏惧再没有忧虑，再不吝惜这躯体如同一个财虏“显然，女子对她所钟爱的情人抱着明显的精神泛爱性质，在这恋爱的背后，隐藏着这个女子与宇宙间已然存在的本质间的联系。一方面固然是对男人的一见钟情而不具私欲的爱，一方面由此升腾出对整个自然、人类间的特殊体验一种合谐统一的潜在韵律与节奏。在她这种独特的”爱的灵感“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她对爱的真谛的理解，也看到了她生存的意义，她自己心中的宗教。
徐志摩在这首诗中以叙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女子恋爱的故事，这首诗的写法与徐志摩擅长的抒情诗写法迥然相异，应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运用无韵体式，虽然也讲究诗行的整饧，可其中的承转起合完全依据内在情感的韵律来把握。在此诗中，意象的运用已经退居其次，虽然有”枯苇、鸦影、秋林、钟声、黄昏、飞虫、甚至耶稣“这些极富情韵及象征的意象，但诗歌的主要部分还是在此基础上所关联的内在情感的延续。这首诗是徐志摩最长的一首诗，也是其最好的情诗之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徐志摩自己一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另外一种体现。在诗中，既没有那种狂飚突进的革命豪情，也没有随后的对现实诅咒、攻击的心情，浪漫的人生激情既已退去不占主导地位，现实的泥土还没深陷进去，有的只是从从容容、毫不畏惧地对待生与死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