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兰始自宋末，赵孟坚、郑思肖，文人寄兴，多好画之。菊不知所自，晋时已有作之者，至宋写者尤多：赵昌、邱庆余、黄居宝诸名家，皆有寒菊图，概可见也。
至于梅竹，不言画而言写，写重意而不以形似为高。或谓竹以汉末关壮缪为始祖，（此恐系后人伪托）后分写墨钩勒着色两派，代有名家。入宋则文同、苏轼以写墨著，崔白、吴文瑜以钩勒着色著；后世写竹者，要不能越其范规。写梅虽不敢断始于何人？但厥派甚多，有先钩勒而后着色者，唐人于锡能之。有用色点染者，则宋初徐崇嗣能极其妙。他如陈常以飞白写梗，用色点花，格又变矣。其专用水墨写者，创于崔白，精于华光长老释仲仁，同时释惠洪效之，尹白、萧太虚辈，亦其流亚也。南宋杨无咎更创圈白花头不着色之一派，其侄季衡、甥汤正仲及赵孟坚、释仁济等，争相效法，遂以卓然成一有势力之画派焉。
宋代绘画，以其门类而论，人物、山水、花鸟并盛。山水、花鸟，各分宗派，大家蔚起，尤增彩色。而花鸟，至宋实为最盛之时代，亦可为宋代绘画之中心。
若以其艺术论，则巧整之习，不敌淡逸，北宗画法往往受南宗之同化。山水花鸟无论矣。即如素尚庄严之道释人物画，亦至以白描写意出之，至若兰菊竹梅，为高人逸士寄兴之作，其所以灿然大发于宋代者，亦足见当时图画受学术宗教影响之烘染，用意用笔辄入于文学化也。盖宋自神宗以还，国政坏于朋党，结果，以党争之反响，启学术之大变。弃拘泥训诂之汉学，向思想自由之理学。周、邵二子，先树其基，程、朱二子，益加发明，既讲心性之学，人人皆从事于覃思，而致知格物，研深及几，故于图画重思想，而轻传写；不狃于实用，而偏重笔墨之寻味。花鸟、人物、山水，皆主脱略迹象，而以情趣为尚。而四君子画，遂为时代的产物。自中唐以来，禅宗特盛。至宋中叶以后，益复风靡。禅门之旨，在直指顿悟，一切色相，尽主解脱。木石、花卉、山云、海月，以至人世百般之事物，皆视为自身之净镜，觉悟之机缘。其时对于美术之见解，不复视绘画为宗教之奴品。故予素重礼拜图像之一种羁绊艺风以极大之解放，助长道释人物画玩赏情趣之趋势。而山水花鸟画，因亦同受其影响，而偏重思想之描写焉。米氏《画史》
云：“今人绝不作故事者，由所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发笑，皆云某图是故事也。蜀有晋唐余风，国初以前，多作之人物，不过一指，虽乏气骨，亦秀整。
林木皆用重色，清润可喜，今绝不复见矣。”有晋唐余风之蜀，至宣政间，亦绝不复见严于考据之故实人物画，而较典重于故实人物画之道释人物画，自形衰退。
在作法上亦呈变态矣。其实我国民同化外族文明之力极强，宋佛教已渐同化于儒，非复本色之佛教。故佛教画与佛教有关系或受其影响之其他绘画，皆至是而革其面目。彼时代产物之四君子画，遂为一般士夫有寄托之描写，且富文学意味焉。
宋代绘画在国内之情形，大略已如上述；兹更言其与域外之关系。宋之盛时，遐荒九译来庭者，相属于道，高昌、高丽、日本、印度等，因政治或商务之关系，交通尤繁频，高昌国画，时有传入中国者。其作法大概用银箔子及米墨，点点如雨洒纸上。且《宣和画谱》云：西番国画佛像，多作于市上，奇形怪状，用油油云。意者，殆是近世传自西洋之油画类乎？高丽敦尚文雅，渥被华风。其技艺之精，尤足称道，我国收藏家，往往有其画迹。而彼国使至中国，亦颇征收名迹，供摹习焉。熙宁七年，画使金良鉴入贡，访求中国画，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九年复遣使崔思训入贡，且随画工数人同来，奏请摹写相国寺壁，诏许之。其后使者，每至中国，往往持纸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莲芰、花木、水禽之类，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景，点缀精巧，谓之倭扇，本出日本，时人宝之。高丽人固多擅中国画，有李宁者，少以画知名，仁宗朝随枢密使李资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诏王可训、陈德之、田宗仁、赵守宗等从宁学画。且敕宁画本国礼成江图，既进，徽宗嗟赏曰：“比来高丽画工随使至者多矣，唯宁为妙手。”赐酒食锦绮绫帽。
宁少师内殿崇班李俊异，俊异妒后进，有能画者，少推许。仁宗（即宋仁宗）召俊异示宁所画山水。俊异愕然曰：“此画如在异国，臣必以千金购”云。又宋商献图画，仁宗以为中华奇品，悦之，召宁夸示。曰：“是臣笔也。”仁宗不信，宁取图拆装背有姓名，王于是益爱幸之。及毅宗时，内阁绘事悉宁主之，子光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