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论思政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它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甲子，左侍禁桑择为阁门只候，赏平蛮獠之功也。择辞，不许。或讥择好名，择叹曰：『若欲避名，则善皆不可为也！』许孟州立学，仍给田五顷。辛未，诏孔圣佑弟北海县尉宗愿为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先是，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上疏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不合意，罢不召。欧阳修贻书责中丞杜衍曰：『介一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学动也。主簿于台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用言事见罢，其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也。今斥介而它举，必亦择贤而举。夫贤者固好辨，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它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衍卒不能用。
丙子景佑三年春正月壬寅，追册故金庭教主冲静仙师郭氏为皇后，卤簿、仪物并用孝章皇后故事。己酉，许洪州、密州立学，仍各赐田五顷。
二月。先是，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书计，诏中丞杜衍与三司差择之。已而三司后行朱正、周贵、李逄吉数百人诣宰臣吕夷简第，喧诉，夷简拒不见，又诣王曾第，曾以美言谕之，因使列状自陈。既又诣衍第，投瓦砾，肆丑言，乃去。明日衍对，请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乙卯，正、贵杖脊配沙门岛，逄吉等二十二人决配远恶州军牢城，其为从者皆勒停。
吕中曰：太祖尝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诸路吏万有余人，何其易？而景佑欲汰三司吏，反失国体，何耶？论者皆以为势之弱至此，不知当时韩魏公尝汰兵数万人，不闻有为乱者。兵且可汰，况于吏乎？是小人之欲害君子，先煽鼓夫诸吏之虚声以中衍也。
丙辰，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吉与阮逸、胡瑗较定旧钟律。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与逸俱命。
三月，许潞州、常州立学。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以钱。诏皆可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佑二年以前茶。』谘等又言：『奭等变法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论。』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夏四月，许衡州立学。
五月，范仲淹言：『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宜渐营廪食，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丙戌，仲淹落职知饶州。时吕夷简执政，仲淹言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为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进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时政。夷简大怒，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
《讲义》曰：此仲淹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简为相而国论为之再变也。昔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进谏，有难有易。自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余牟间，逐台谏者多矣，未闻有规讽人主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然嘉佑之前，谏人主者固甚易，言大臣者亦岂难哉？仲淹以言夷简去，而夷简亦以仲淹罢。唐介以言彦博去，而彦博亦以唐介罢。介犹御史职也，仲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于言大臣，则当时容养敢言之气可知矣。
许许州立学。秘书丞余靖言：『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壬辰，靖落职，监筠州酒税。许润州立学。乙未，馆阁校勘尹洙监郢州酒税。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宰相怒，遂逐之。戊戌，贬馆阁校勘欧阳修为夷陵县令。初，右司谏高若讷言：『范仲淹贬职之后，欧阳修贻书责臣不能辨仲淹非辜。臣愚以为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恐中外闻之，谓天子以迕意逐贤人，所损不细。』因缴进修书，修坐是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