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甲辰，以韩琦、范仲淹并力枢密副使，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琦、仲淹凡五让，不许，乃就道。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须藉材。若二人俱来，或恐缺事。群论皆愿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命，且令在边，表里相应，事无不集。以臣愚虑，亦谓允当。』乙巳，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赴本镇。先是，以枢密使召竦于蔡州，台谏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元昊尝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卒于败丧师徒，略无成效。会竦已至国门，言者益急。御史中丞王拱辰对上极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己酉，着作佐郎、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襄作诗贺之，辞多劝激。三人者以其诗荐于上，寻有是命。己未，翰林学士、兵部员外郎王尧臣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尧臣始受命，言于上曰：『今国与民俱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请自择僚属。上纳其言，尧臣果以治办闻。是岁，尧臣取陕西、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以此推之，军兴之费广矣。
吕中曰：钱谷之职，非它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谷而后除。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所以专其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子司判官也，然皆以为迁官之地。簿书之弊犹不能救，不过按其数而督之，视其籍而支之，况望其较诸道之有无，制国用之多寡哉？
庚申，盐铁判官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绍宁亟上羡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却所上钱，并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吏刻剥。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预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执政以来，屡贬言者，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良，以泄己怒。见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污之。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安在？今以疾归，尚贪权势，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议军国大事。』从之。襄又言：『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臣以物议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于理甚当。其韩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听辞让，各授恩命。』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龟鉴》曰：乾兴以来，维持公论，收拾善类，为寇之朋者拔茅类进，为丁之朋者草蔓尽除。斥丁谓，罢冯拯，逐王钦若。而张士逊之进由曹利用，既用而旋罢。王曾以攻丁谓而相之，李迪以异丁谓而召之，张知白以尝不阿钦若而亦擢之。召宋绶，召仲淹，虽微而献可，亦被显擢。罢张耆，罢夏竦，虽大而夷简，亦解相位。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实惟其时。而况迩英三十五事之书有曰：『进静退，求忠正，无非所以辨君子。』有曰：『杜希旨，斥谄佞，无非所以别小人。』高若讷之不可用，则目以不肖；林瑀之贡佞，则随见屏逐。察钦若之奸，知安石之诈，旌别淑慝，了不可欺。
五月，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枢密副使范仲淹言：『国子博士许元可独倚办。』辛未，擢元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师者，吾不信也。』至则命濒江州县留三月粮，余悉发之，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乙亥，忻州言地大震。上曰：『地道贵静，今数震摇，得非兵兴民劳之致乎？宜诏本路转运经略司安恤百姓，毋得辄弛边备。』先是，谏官欧阳修既受命，首建议：『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着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以墨书之。』然朝廷重于特遣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贾昌朝前为御史中丞，尝言：『转运使，朝廷责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于是参取修议，诏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提点刑狱虽不带此使名，并当准此。』辛巳，上谓辅臣曰：『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于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尝不留意。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答天意。』丁亥，置武学于武成王庙。戊子，雨。辅臣称贺，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讲义》曰：读文帝、太宗纪，则多灾异，读武帝、宣帝纪，则多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捐【杰按：捐，疑为“损”之误。】文帝、太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黄龙神爵，亦何益于武帝之德哉？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灾异之多，惟仁皇之世为屡见。惟我仁祖减膳撒乐，旱而撒盖，雨而徒跣，其祷祈之切至，露立于坛陛，其训辞之切至。移灾于朕躬，是以天鉴其诚，民感其仁，而庆历之灾异，转为四十二年之和气。王安石论仁宗之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获天助。』以王氏倡为『祖宗不足法』之说，而仁宗之所以格于天者，岂奸言之所能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