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参知政事周葵实行相事，闻诸生有欲相率伏阙者，奏以黄榜禁之，略云：『靖康军兴，有不逞之徒鼓唱诸生伏阙上书，几至生变。若蹈前辙，为首者重置典宪，余人编配。』黄榜出，物论哗然，于是太学生张观、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余人上书言汤思退、王之望、尹穑钩致敌人，宜斩之以谢天下。书略曰：『逆亮授首之后，朝廷擢用张浚都督江淮，敌人不敢犯塞，盖由张浚备御有方，是以寝敌人之谋，故陛下无北顾之忧矣。自汤思退首唱和议，之望、尹穑附之，极力挤排，遂致张观罢去，边备废弛，堕敌人计中，天下为之寒心，而思退辈方以为得计。今敌人长驱，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怀奸误国，岂可置之不问哉？此三人之罪，皆可斩也。臣愿陛下先正三贼之罪，以明示天下，仍窜其党洪适、晁公武，而用陈康伯、胡铨为腹心，召金安节、虞允文、王大宝、陈俊卿、王十朋、陈良翰、黄中、龚茂良、刘夙、张栻、查龠协谋同心，以济大计。』上怒，欲加重辟。晁公武及右正言龚茂良同入对[7]，上怒稍霁，之望亦为之救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穑乞置狱，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劾其罪，庶和议决成，所指凡二十余人。由是擢穑为左宣义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洪适时以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王拚使敌军，并割商秦地、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余誓目略同绍兴，世为叔侄之国，减银绢五万，易岁贡为岁币而已。敌皆听许。
朱熹封事曰：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百官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彼以从容制和，而其机术常行乎和之外；我以汲汲欲和，而其志虑常陷于和之中。前日之遣使报聘，已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几乎？而方且禁敕诸将，申遣使介，亦若有意于和议之必成者。又曰：太上皇帝念此，惭之未报，虽享天位而不以为乐，一旦举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聪明智勇，必能成此志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利已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屈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其君。人心辟违，天地闭塞，是力举南北之人而弃之，岂曰爱之谓哉？且不曰爱其君父，而曰兼爱南北之民，其于轻重之伦、缓急之叙，亦可谓舛矣。诏择日亲征。以陈康伯为左仆射。钱端礼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而兼权参知政事。
闰十一月辛未，诏内藏库支借银一十万两，应副户部支遣，日后令本部收簇拨还。是月，诏：『馆阁储才之地。依祖宗旧法，更不立额。』崔皋败敌于六合。
十二月甲申，权尚书工部侍郎何俌进对，因及用人才事。上曰：『近日士大夫议论好恶，多不公心。卿每论事，皆可施行。如卿所谓‘其言若善，虽仇怨在所当用；如其不善，虽亲故不可曲从。’此意甚好。』庚子，诏：『方今多事，理宜博谋。侍从、两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关台谏者，亦许会议。』是月，拨户部鬻僧牒缗钱三百万充会子本钱。赦沿边诸州，诏略曰：『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怜彼此之无辜，约叛亡之不遣。可使归正之士，咸起宁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论者谓前日之所贬损，四方盖未闻知。今着之赦文，失国体矣。
《龟鉴》曰：壬午之议，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议，和之已成者也。和议之未成，则诸臣当论和与不和之是非，而当时洪遵、金安节、唐文若、周必大共为一议，言和者多，言不和者少，惟张震、张阐之论稍近正，而宰执独无奏章，姑以听和议之自成耳，是则前日之失也。今兹和议既成，所以集议者，但论岁币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归正人之遣不遣、边戌之撒不撒耳，而诸臣犹有许之增币、许之割地、许之还归正人者。其曰：世雠不可忘者，亦仅有张阐、胡铨二人而已。向者康伯犹不主和议，今则康伯亦附会而言和矣。盖靖康之祸日远月忘，秦桧之毒日久月深，后生晚辈不念前猷，遂以东南为正统之地，以忍耻事雠为理义之当然。呜呼！平王东迁四十九年，忘复雠之义，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二圣之痛，今四十年矣，而当时朝论称叔侄之国，则朝廷动色相庆。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间，所争者受书之仪而已，虚文何益哉？此胡铨所谓举朝皆妇人也，其亦有感于斯乎？然而考之当时端人正士如黄通老、刘恭父、张南轩、朱文公，最号持大义者，而黄通老入对，则谓『内修政事而外观时变』而已，刘恭父自枢府入奏，则谓『复雠大计，不可浅谋轻举，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宫上封章，则谓『东南未治，不敢苟为大言，以迎上意』。南轩自严陵召对，则金人之事所不敢知，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是数公者，岂遽忘国耻者哉？实以乾、淳之时与绍兴之时不同：绍兴之时，仗义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余，风气沉酣，人心习玩，必吾之事力十倍于绍兴而后可，不然轻举妄动，开边启衅，恐不至迟之开禧而后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