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尚书左仆射赵鼎迁特进，以《哲宗实录》成书也。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吕本中草制，有曰：『谓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谓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而去非。惟尔一心，与予同德。』右仆射秦桧深恨之。戊申，宰执言：『自时多艰，朝廷思屈群策，以济庶务，缘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经久之制，不可轻议。古者利不百年变法。卿等以萧规曹随为心，何忧不治？』壬子，上谕辅臣曰：『昨日浙东漕梁泽民奏今秋籴买事，朕尝谕以钱给之于民，宜戒减克；谷输之于仓，无取羡余，则公私两便。』
冬十月丙辰，主管太极观邵博赐同进士出身[2]，除秘书省校书郎。诏博祖父雍道德学术为万世师，父伯温经明行洁，博趣操文词，不忝祖父，故有是命。丁巳，参知政事刘大中知处州。辛未，上谕大臣曰：『江西盗贼，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择帅臣以压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劝课其业；三、蠲科役以优给其力。如此尚或为盗，朕未之闻也。』甲戌，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赵鼎罢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时桧力劝上屈己议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罢。鼎入辞，从容奏曰：『臣昨罢相半年，蒙恩召还，已见宸衷所以与乡来稍异。臣今再辞之后，人必有以孝悌之说胁制陛下矣。臣谓凡人中无所主而听易惑，故进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圣质英迈，洞见天下是非善恶，谓宜议论一定，不复二三。然臣甫去国，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圣意，非群臣敢建言，而未几复修，此可为惜。臣窃观陛下未尝容心，特既命为相，不复重违其意，故议论取舍之间，有不得已而从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桧奏乞同执政往饯，枢密副使王庶谓鼎曰：『公欲去，早为庶言。』鼎曰：『去就在枢密，鼎岂敢与？』桧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桧益憾之。
《大事记》曰：惜乎！伪齐入寇之时，鼎独建保江之计而与浚不合。浚自出师以来，独主幸建康之议而与鼎不合，故沂中捷至，鼎即求去，且曰：『陛下以兵事为重，令浚成功，浚当留，臣当去。』虽上有『卿且在绍兴，朕自有用卿』之谕，而浚为桧所欺，遂引之为副使矣。虽浚与桧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时，力荐鼎相，而桧之憾已深矣。虽鼎再相力能护浚，而桧党百计摇撼，鼎已不自安矣。中兴之功所以垂成者，张、赵之势合也。中兴之功所以随坏者，张、赵之隙开也。君子之隙既开，小人之势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罢，而桧之和议遂成，天下之事变矣。惜哉！
丁丑，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伦既与乌凌阿思谋至敌庭，金主直复遣萧哲等为江南诏谕使，使来计事。世忠闻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来，有诏谕之名，事势颇大。深恐贼情继发，重兵压境，逼胁陛下，别致礼数。今当熟计，不可轻易许诺。其终不过举兵决胜。但以兵势最重去处，臣请当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驰驿以闻。上不许。戊寅，枢密副使王庶言：『间者敌使之来，臣忠愤所激，屡奏封章，力请谢绝，专图恢复。臣谋不逮远，知昧通方。伏望速赐降黜，或以适此执政阙员，未便斥去，即乞特降处分，遇有和议文字，许免签书，庶逃前后反覆，有失立朝之节。』己卯，诏不许。庶复上言：『臣生于陕西，其风气渐染耳目，所闻见者，莫非兵事。祸乱以来，常欲以气吞强敌，则所谓讲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臣备数枢庭，自合辞职，不合辞事。乞除臣一近边州郡，愿效尺寸。』不许。辛巳，秦桧奏北使约中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议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即否，兵备不容少弛。可遍谕诸将，以为之备。』中书舍人兼直院吕本中罢，用侍御史萧振奏也。
十一月甲申，翰林学士孙近参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张戒面对，言：『王伦遽回，北使遂有江南诏谕使及明威将军之号。不云国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礼也，曾不得为孙权乎！一则诏谕，一则明威，此二者何意？敌云诏谕，臣不知所谕何事！』又曰：『臣谓为国只当自勉，不可侥幸偷安。果得偷安犹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入，秦桧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丙戌，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读张九成罢。
初，赵鼎之未去也，九成谓鼎曰：『敌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今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彼诚能从吾所言十事，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桧谓九成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时不可轻易以苟安耳。』他日，与吕本中同见桧。桧曰：『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桧为之变色。会桧闻九成在经筵讲书，因及西汉灾异事，大恶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对出守。桧必欲废置之，奏除提举江州太平观，免谢辞。戊子，殿中侍御史张戒为司农少卿。己丑，诏张戒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与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赵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