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论》曰：与利之中，其罪亦有轻重：青苗、均榆、助役，世以是为安石大罪，犹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学在此，而始谋出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于锁屑，此皆小人之附安石者为之，而安石亦以为王政将谁欺乎！
群牧使李肃之知永兴军。上戒令绥抚一路。肃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扰州县耳。』上不悦。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
夏四月。先是，三司启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中三司按置以法信j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下宽仁忧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陈瓘论曰：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内，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锚孙家。』所谓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纸铺孙家所为？何以谓之人妙？乌乎！『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纸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五月辛巳，诏以石渭寨为通远军[1]。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佑中始得其地，因建为寨。上将恢复河湟，故命建军为开拓之渐。辛卯，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上又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上曰：『武帝自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是日，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朕所以用卿，亦岂有他？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乂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丁香书院小说）悟。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出外。』
陈瓘论曰：熙宁之初，神考以安石为贤。自邓绾黜逐以后，不以安石为贤矣。安石退而着书，愤郁怨望，傲然自圣，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卿，朕师臣也。』又曰：『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与卿为君臣，宜为朕少屈。』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前后不一。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安石亲闻此训，书于《日录》，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
六月癸亥，知制诰王益柔兼判礼部贡院。试法分四场，除第三、第四场策论如旧，其第一场试本经五道，第二场《论语》、《孟子》各三道。试官每一人，试卷各分一场考校，考毕，众官参定高下去留。已巳，王安石请解机务。上曰：『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不为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才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上曰：『吕公着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卿屡矣。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甲戌，王安石见上曰：『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实病，若更黾勉半年，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上曰：『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枢密院言：『仁宗时尝建武学，乞复之。』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
秋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院、杂卖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曾孝宽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旧用武臣，以文臣兼领，自孝宽始也。编修三司敕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趋朝，仆仆然北面而亟拜，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曰：『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庚戌，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壬子，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诏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养子，更养次子为私身内侍者，当行处斩，不在自首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