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诏：『补荫选人，自今只令吏部流内铨候该参选日，量试所习艺业注官。其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制勿行。』迩英阁读《汉书》高祖封韩信为齐王事，上曰：『高祖之从谏，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对曰：『高祖聪明大度，故臣下得尽其诚，不然，何以基帝业也？』丙戌，罢入粟授官。是月，欧阳修上疏：『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急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着，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诬矣。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当食，而阴晦不见。宰臣率从官称贺。御史李京言：『自宝元初定襄地震，压死者数万人，殆今十年，震动不已，岂非西、北二边有窥中国之意乎？孟夏雷未发声，岂非号令之不信乎？愿陛下饬边臣备夷狄，戒辅臣谨出命，以厌祸于未形。』上嘉纳之。壬辰，迩英阁讲《诗﹒小旻》篇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帝谓赵师民曰：『以水论政，其有指哉？』对曰：『水性顺则通，通则清；逆故壅，壅则败。喻用贤则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则王泽壅而世浊。幽王失道，绌正用邪。正不胜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以沦于污败也。』丁未，讲《诗》至《巷伯》篇，注有鲁男子独处之事。帝曰：『嫌疑之际，古人所谨。此不着古人姓氏，岂圣人特以设教邪？』戊申，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得象在中书八年，畏远名势，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然无所建明，里行孙抗数以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请罢，上乃许之。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参知政事陈执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庚戌，枢密副使吴育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兼中书舍人丁度为枢密副使。
五月，上封者多言诸路转运判官竞为苛刻。己巳，诏见任转运判官岁满者皆罢。
秋八月甲子[2]，监察御史包拯为契丹正旦使，阁门通事舍人郭？？副之[3]。契丹馆伴者谓拯等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纳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门，何必便门也？本朝岂尝问涿州开门邪？』敌折，不复言。及拯使还，具奏：『今边上将帅尤在得人。昔太祖经营四方，选勇于忠实者分控西北边，皆一任十余年不迁，卒获其效。今则不然，莅事未几，即图迁徙，又何暇于训练备御乎？臣欲乞今后应沿边要冲之处，专委执政大臣精选素习边事之人以为守将，其代州尤不可轻授。如得人，责以实效，虽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贵军民安其政令，缓急不致败事。』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
九年甲辰，徙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纮知衡州。纮尝言：『不法之人不可贷，如使肆贪残于一郡一邑，害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尔。』闻者望风解去，然竟坐苛刻下迁。纮，亿从子，为亿后。其为江东转运按察使，富弼所荐也。
冬十月辛酉，祔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庙，大赦天下。诸路转运使昨带按察之名，比闻过为烦苛，吏不安职，其并罢之。时执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议者请覃恩百官且优赐军士，参知政事吴育曰：『无事而启侥幸，谁为陛下建此者，请治之。』已而帝语辅臣曰：『外人怨执政，宜防喧哗。』育曰：『此必建议者欲以动摇上听，愿毋虑。臣既以身许国，何惮此耶？』帝尝遣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盗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辛未，始班历于夏国。庚辰，罢宰臣兼枢密使，又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十一月，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枢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