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言：『臣等备员讲读，伏见唐宰相陆贽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辛卯，董敦逸、黄庆基皆罢，坐言尚书苏辙、苏轼不当也。王辰，三省同进呈，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朝者也。近自元佑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毁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六月戊午，左丞梁焘充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焘初以议边事不合，即属疾求罢，上皆遣内侍封还，仍问所以必去之理，并访人材。焘曰：『人材可大任者，圣主当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则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无过且图仍旧人有人望者。』寻出知颍昌，临行，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遽命以为相，赏罚未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暗狠不才。』皆不听。或曰：『畏与苏辙皆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畏私意，故复自外召范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吕中曰：群而不党，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党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异己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议，苏轼与大防争；贬确之事，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非君子之争乎？易事而难说，君子之道也。司马光悦于蔡京，苏公悦于杨畏，非君子之说乎？凡是数者，皆以君子无以自别于小人，故始为小人所悦，终为小人所陷，其极至于为小人所污不能自辨矣。人皆谓元佑之失在于分别之太过，惟朱文公谓元佑之失正在于决择之未精，此未亲政之时，小人之势已足以胜君子，况于已亲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宣谕曰：『公父仲淹在章献明肃垂帘时，唯劝章献明肃尽母道。及仁宗亲政，唯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
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谨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谨守之。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裁抑侥幸，以肃宫禁，故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为少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初，苏轼与祖禹约皆上章论列，轼章已成，见祖禹章，观毕曰：『轼愿附名，止于臣字下加等字。』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公，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佑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